《中国的核应急》白皮书发布、首届核应急高峰论坛举行、我国首支核应急救援队成立……短短几个月内，核应急实现了许多“第一次”，也引来了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中核集团核与辐射安全领域首席专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刘森林，就这一轮“核应急热”向记者作出了解读。

　　大国担当给全球信心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核应急热”的出现其实并不意外。刘森林认为，白皮书的发布首先是为了响应在华盛顿召开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以及*********主席在第三届核安全峰会上提出的中国核安全观。其次，中国近几年在核应急方面的实力比以往有较大提高，为了表明中国是负责任的核大国，在政府承诺和社会公共服务上面理应有所担当。另外，核恐怖已成为全球风险，核与辐射应急也是出于核反恐的需要，向世界表明中国应对核恐怖的能力。

　　将核应急提上议程，既体现出一个核大国的责任和义务，更是核行业向前发展的迫切需要。刘森林介绍道，白皮书发布后，国际社会对其关注度很高、反响很大，因为相对于国外，我国发布的白皮书本身就不多，并且这又是我国在核领域的第一部白皮书，故而提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核电的信心，也提高了公众对于核电和核设施的认可度。而且，如白皮书所描述，我国切实开展了许多相关工作，并将核应急的方针、原则、八项应急措施等进行了宣传，起到了向普通百姓科普的作用。同时，表明了我国政府对核设施营运单位的应急要求是法律化的。此外，还体现了我国拥有充足的核工业外部支援能力，即来自社会和政府的强大的支撑队伍，而且白皮书也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核电集团应尽的社会责任，因为在我国的国家体制之下，核电集团可以协调内部和外部的支援。总而言之，白皮书的发布能够切实促进核应急准备和响应工作，在国家核应急体制机制框架下，使各级各类核应急力量统一调配、联动使用，共同承担核事故应急处置任务。

　　新时期工作要求严于法律

　　事实上，随着核能事业的发展，我国核应急的发展也已与其并驾齐驱。刘森林列举了我国在核应急方面开展的工作，我国引进德国核应急决策支持系统RODOS并开展了本地化研发工作；建立了军地联动机制，这个机制相对其他国家更加完善；建设国家级核应急专业技术支持中心和救援小分队，核电集团建立了应急支援基地；开展科学研究，进行国际交流、合作，严格履行国际原子能机构《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和《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援助公约》，在国际社会里获得了一致好评；举行了首届核应急高峰论坛；在首届核安全峰会以后，每年都派代表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履约活动，我们的很多观点和实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与采纳。此外，我国还发布了国家核应急单项预案，并开展了“神盾-2009”和“神盾-2015”国家级应急演习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应急救援物资和装备得到长足发展，社会基础、物质基础、工作基础非常雄厚，完全具备应对核事故的能力。刘森林认为，从国家层面讲，核应急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具体体现在，我国向全世界发布了中国的核安全观，建立了320人的国家核应急救援队，各核电集团建立了自己的互助救援基地，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分别依托秦山核电基地、大亚湾核电基地组建了核事故应急支援队。“而严格来说，法律并没有规定这么做。”刘森林提到，此举是为了表明中国政府对核安全与核应急的重视和对全球核事故应急需求的响应。

　　目前，我国的核应急基础结构，即 “一案三制”（核应急的预案和法制、体制、机制）已较为完善，整体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位列前茅。同时，核应急演习也越来越趋近于真实，尤其是在核电站的综合应急演习进程中能够随时插入演习情景，以检验演习的实战性、提高演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表明我国的核事故应急准备工作达到了新的水平。

　　成果虽丰硕 探索无止境

　　“核事故影响无国界，核应急管理无小事。”虽然核应急成果丰硕，但相关的研发和探索永无止境，需要在与时俱进中对症下药，将核应急提高到更高水平。刘森林认为，我国在核应急方面还有以下工作要做。

　　一是导致严重事故的机理还不完全清楚，深入细致的理论分析还不充分。整个核工业要想提高公众和政府的接受度，关于事故机理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力度需要加大，这不仅关系到核电事业稳定持续发展，也对核应急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二是大数据在核应急中的应用需要迎头赶上。首先，现在使用的大多数基础数据并非来源于我们自己的数据库，包括堆芯熔化概率、系统部件失效概率例如阀门的失效概率等基础数据并非我们自己的第一手资料。我国之所以能够很快地实现从原子弹设计到氢弹的设计，是由于我们在核工业初创时期就非常重视基础数据的研究与编评，这是核工业初期快速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然而现在如何得到我们核能发电技术的工程与安全基础数据，似乎并不太清楚。要具有科学的说服力，得有一套自己的基础数据系统，因此需要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我们可以从国家层面做整体策划，吸引更多力量参与进来。这些研究既有利于提高工程设计水平和安全设计水平，也有利于提高对相关问题的认知水平。其次，是气象数据的全国联网，可以利用卫星数据做大数据预报，以此提高准确度，比如实时预报事故发生后人员往哪里撤退。另外，是资源调配的大数据系统，现在国家建立了320人的核应急救援队，核电站应急准备保持要求中有一条是关于食品保障的，如果建立了基于大数据的物流系统，可以随时解决这个问题。然而，目前我国关于核事故应急的大数据研究比较缺乏，而应急准备的系统庞大，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思考与策划，企业也可以在这方面主动承担一些社会责任。

　　三是区域应急应有所区别。由于我国南北气候差异大，南北地区空间距离较远，人们生活习性差别也较大，致使无论从国家还是核电集团公司层面，都需要针对不同区域的应急准备和响应加以区别对待。而我国目前尚未做到加以区分，这对后续的应急保持能力会产生影响。

　　四是应急演习有待完善。在开展应急演习的时候，应该把事故考虑得足够严重，从最困难的演习角度去考虑。同时，核事故应急演习设计应当以“身临其境”为根本指导，模拟最恶劣的环境，才能由此检验现有的能力，才能不断地发现可能的不足和潜在的漏洞。总之，应急演习的时效性和针对性需要提高。

　　五是加强与公众沟通。首先，核行业内不同领域的专家对行业内某些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这本是科学领域内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一些观点若得不到正确的解读，一经传播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力。其次，政府工作人员与公众沟通不畅，目前政府工作人员与公众沟通的策略和重点应当适当调整，让科技人员和行政人员各负其职，相对独立。同时政府工作人员与专家之间也需要沟通。

　　虽然我国目前没有发生过二级以上的核事故，但刘森林指出，核应急准备在我国整个核工业建设体系里是相对薄弱的环节，相对投资比例也是较低的，在这方面还应该加大投入。只要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就能够更加可靠地保障核电的安全，把事故影响限制在可接受的最低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