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十年发展，我国核电走过了从二代到二代加再到三代的升级之路，也经历了从提速到停滞再到重启的跌宕起伏。

一场50年不遇的雪灾之后，中国的核电项目建设在2008年骤然提速。

同年2月，福建宁德项目正式开工，福清核电项目获批；湖南桃花江、湖北大畈和江西彭泽三个内陆核电项目同时获批；3月，秦山一期扩建工程方家山核电项目也拿到了路条。短短一两个月内，一批核电项目密集获批。

然而，好景不长。2011年3月11日，一场由里氏9.0级地震引发的海啸突袭日本东北太平洋地区，引发福岛核事故，其消极影响也在核能发展历史上留下难以抹去的记忆。

即便中国在福岛核事故发生以后立即采取措施，核事故阴影依然导致核电设备企业新增订单急剧下滑，更致核电发展一度停滞。

经过长达四年的调整期，2015年，红沿河核电站二期两台百万千瓦机组获核准，“华龙一号”示范项目落地福清5、6号机组，核电重启“箭在弦上”。

回首过去这十年，我国核电走过了从二代到二代加再到三代的升级之路，也经历了从提速到停滞再到重启的跌宕起伏。

福岛核事故之后，我国核电经历了怎样的绝地复活？十年跌宕起伏，核电发展是否依然可期？

「形势大好的2008年」

进入新世纪以来，能源电力供给日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瓶颈，核能尤其是核电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

21世纪初，我国共有8台核电机组开工建设。至2004年底，有6台机组成功建成且并网发电，装机容量达470万千瓦。广东、浙江、江苏等东南省份核电基地初步形成。

2006年3月，《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明确指出“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确立了核电在我国经济与能源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中国核电迈入批量化、规模化发展阶段。

“中国正在扩大核电建设，其速度比早前计划的速度要快得多。”彼时，路透社一篇题为《中国快速扩大核电建设》的新闻报道如是分析。

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已建成核电装机量累计910万千瓦。在骤然提速的三年间，众多沿海和内陆核电项目密集获批，“内陆”、“三代”等概念备受关注，行业形势前景大好。

截至2010年10月，我国已核准13个核电项目共34台机组，总装机容量达3692万千瓦，其中已开工在建机组26台，装机容量为2881万千瓦。这些核电站大多位于东南沿海地区，包括浙江台州三门核电站、浙江海盐方家山核电站、山东海阳核电站、辽宁大连红沿河一期核电站、广东阳江核电站、广西防城港一期核电站、福建宁德一期核电站、福建福清核电站等，在建规模居世界第一。

核电项目遍地开花的同时，有关三代技术的引进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山东海阳和浙江三门通过自主化依托项目积极引进2台AP1000核电机组，广东台山则选择引进法国EPR三代核电技术。

一个更具匠心的战略深意已然显现：我国将通过对三代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先进压水堆技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核电自主发展之路。

“在引进核电技术的问题上，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对国际先进的三代核电技术积极引进吸收再创新，发展更先进和安全的核电站；另一方面，将继续应用成熟的二代技术，不失时机的发展核电。”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的张国宝指出。

「2011年触礁暂停」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发生让原本一路高歌猛进的中国核电戛然而止。

3月11日，一场由里氏9.0级地震引发的海啸席卷日本东北太平洋地区。灾害使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外部电力供应中断，造成电站冷却系统失效，以致日本东北海岸四个核电厂的共11个反应堆自动停堆，随即引发氢气爆炸和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放射性物质泄漏。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核电规模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法。分布于海岸线的54个核反应堆支撑着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三分之一的电力供应。此次事故不仅中止了日本对核能的高度依赖，也为世界各主要核电国家敲响了警钟。

受福岛核事故影响，我国随即暂停了所有核电项目审批，统一综合安全检查，并抓紧编制核安全规划，全行业陷入停滞状态。

2011年3月16日，国务院召开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对我国核设施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对正在运行的核设施加强安全管理，对在建核电厂启动全面审查，对新上核电项目严格审批。

这意味着已经拿到国家发改委批文并开工建设的总共28台核电机组可以继续建设；6台已经拿到开工许可证但并未开工的核电机组不得不“原地踏步”；另外14台已经拿到“路条”的机组需要等待安全规划工作完成后再继续；各省正在努力争取筹建、等待批文的至少25个核电站暂时搁浅。

严格确保安全的核电发展方针以及福岛核事故的阴影使得核电设备企业新增订单急剧下滑。在国内核电发展政策调整的压力下，A股市场核电板块全线重挫，有的企业订单甚至为零。

此外，核电重启缓慢对设备制造企业影响较大，如东 方电气、中国一重，到2014年11月，甚至还未拿到第二年的核电设备订单。

此次暂停一度持续了四年。从2011年3月至2015年2月，我国政府仅仅核准2台核电机组，开工7台核电机组，大幅低于此前5年的平均发展速度。

影响远非如此。有分析指出，福岛核事故对环境和人类影响的祸根在于放射性物质的释放。即便事故过去多年,核污染的根治至少还需要30~40年。

“福岛核事故对海洋的影响是空前的。”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肯?比塞勒分析。切尔诺贝利的核泄漏大约是福岛的10倍，是国际公认的事实。但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污染水至今还没有完全被控制住，被污染的地下水还在流入海洋，核事故治理正面临长期化局面。

「核电重启的时机」

2012年5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核安全与放射性防止“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7月，根据“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核电被列入新能源产业。

2014年，中国政府于福岛核事故之后首次在“两会”工作报告中才提及“开工一批核电”。次年，随着辽宁红沿河核电厂二期项目5号机组的开工建设，以及我国三代自主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首堆项目落地福清，我国核电正式走上重启之路。

仅在2015年，便有8台核电机组通过核准。对此，厦门大学能源学院李宁分析，2015年是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核准规模最大的一年。但应看到，相比工业发达国家核电占比16%的平均水平，我国核电占比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然而，重启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整个2016和2017年，决策层并未“放行”一台新建核电机组，我国核电项目正处于“零核准”的尴尬困境。

当项目核准和开工密度重回2011年福岛核事故前水平，缘何新建项目审批又重回“零封”状态？

分析指出，原因主要在于电力市场消费疲软造成核电消纳难以及亟需进一步验证三代核电技术两大方面。

据了解，仅2017年，包括红沿河、宁德、昌江、福清、防城港核电在内的五个核电基地的8台机组因“消纳”问题发生停机停运、降功率情况,设备平均利用率低于70%。其中，红沿河核电4号机组设备利用率在所有37台运行机组中最低，仅为36.14%。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近日发布的《全国核电运行情况(2017年1-12月)》指出,应电网要求调停小修、停机停运、降功率是8台机组设备利用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此外,换料大修也影响到个别机组的设备利用率。

分析指出，随着电力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电力的商品属性愈来愈强，核电与其他电源形式在电力市场中的竞争加剧不可避免，核电“卖电”在不久的将来或将成为常态。

另一造成核电审批“原地踏步”的原因来自于核电行业本身，即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和AP1000首堆推进受阻。

2017年12月29日，霞浦快堆示范项目开建，成为全年唯一开工建设的核电机组。

而作为AP1000自主化依托项目、全球首堆的三门核电1号机组，则由于建造安装、设备制造、调试试验等各问题迟迟未能发电。

另一方面，由中核和中广核联合开发的“华龙一号”示范项目于2015年方才开工，并不具备迅速批量化的现实条件。

对此，有分析预测，在“十三五”发力之年，核电零核准困局或将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