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当前的核能行业，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既存在不小的社会意见分歧，又必须面对与其他能源品种在清洁性、安全性和经济性上的竞争。核电究竟有多安全？多少安全才是足够的？如何做到绝对安全？都是核电从业者经常被问及的命题。进入核电和平使用期后，世界上曾发生过三起严重核事故，公众因对核能不了解而产生的恐惧心理远未消除，一说到发展核电，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支持而是抵触，“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效应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核电发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从中国能源国情出发，安全高效发展核电既是一项现实选择，也是破解当前能源发展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邻避效应往往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信任问题，破解出路在于公开透明，用科学数据说话。核能沟通如何突破自说自话，将核心信息有效送达更广阔的的公众？ “比如向公众普及核电的安全水平的事故概率为10的负七次方，它表明我国核电安全标准很高，但是这样科普显然是不够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10的负七次方在公众看来并不是一个万全的数字，他们会担心‘千万分之一’如果发生了呢？所以还要回答他们真正担心的问题。既要说清楚核电安全标准将核事故概率降到了最低；更要说明，即便‘千万分之一’发生，我们也完全有能力做到‘事故后果可控’，不会对公众、环境和社会产生实际影响。” 10月30日，由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主办的“中国核能可持续发展论坛—2018年涉核公众沟通交流大会”在中国核电的发祥地浙江海盐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对核公众沟通提出上述建议，分享了对破除核电邻避效应、建立深度沟通机制的看法。杜祥琬是中国“两弹一星”的核心人物之一，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设计与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工作，是核武器中子学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同时也是国家最早派到苏联学习国防科技研究专家。 该论坛上，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乃彦也提出类似观点，应大力宣传科学的核安全观：所谓的安全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风险，绝对的百分之百的不存在风险的安全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安全即意味着风险发生的几率是非常小的，而且一旦出现风险，完全有能力来控制它，使它造成的危害非常小，不会对周围公众造成伤害。不应该将风险和危险相混淆，有风险並不等于就有危险。 杜祥琬建议，国内应推进和完善核公众沟通的制度化、法制化和组织化，使公众对核电有获得感，公众对专家建立了种信任：“有话找得到地方说，有问题找得到地方解决，可以安心、放心。”类似的机制中国核电行业也曾有过尝试：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之初，香港曾有人反对，为此组织了安全委员会，这个安全委员会类似于“环境协调委员会”，能够让企业、公众、政府、专家全方位参与，形成了良好的组织制度。有了这样的组织和制度，大家就可以做到深度沟通：担心什么问题？如何规避风险？对大家的好处是什么？不同意见通过沟通得到化解，最后大家就能达成一致，切实感受到其中的“利”。 澎湃新闻对杜祥琬院士的发言稿《更有效地做好核能发展的公众沟通》中的主要观点摘编如下： 公众沟通是关系到核事业未来发展大计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么，当前我国核公众沟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换言之，我国核公众沟通的现状是什么？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核电行业公众沟通不断创新思路，以科学普及为主要手段，一直在努力寻找拉近核电与公众距离的新途径，但并未解决在核电征地、地区发展等各方面遇到的全部问题。在一些地方，核能发展遇到了难以被公众接受的窘境，其主要原因是公众对核电的认识有限或片面，未能很好地、客观公正地认识核电，核电科普创作和宣传、公众沟通不到位、不及时、不全面，甚至出现误导现象。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科普和公众沟通的力度、深度相对不够, 尤其缺乏正确的方式方法，总的来说，存在范围窄、时间短，信息发布不够公开、透明，公众沟通行动迟缓，缺乏互动等问题。第二个原因就是核电公众沟通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前者导致核公众沟通效率和质量不高，后者导致公众相对缺乏责任心和主人翁意识。从心理学角度看，人们对核电的了解程度，决定他们对核电的接受和支持程度。而公众参与国家大事的程度及对待国家大事的理性科学的态度，本身也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 如何才能改变现状，真正做好核公众沟通？基于以上两点的论述，我还是坚持从两个方面入手，权当抛砖引玉，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积极思考和启发。 第一点，核电发展，科普先行。这已经是老生常谈，怎样才能真正做好科普？在我看来，“理解”是科普的前提，一定要在理解的基础上做科普。 什么是理解呢，首先，要换位思考，站在公众角度想问题。我们要学会理解公众，了解公众。人们为什么心存疑问或恐惧？因为对核电缺乏科学的认识，三次核事故又放大了人们对核电安全的质疑和担心。找到了原因，我们就能在公众沟通上对症下药，通过切实有效的科普，让公众对核有科学和理性认识，对于核事故有深入了解，这样就能减轻甚至消除公众对核电的恐惧。 在更具体的工作方式和细节上，我还有三点建议。一是尽量用科学数据说话，数据不会说谎，能客观科学地说明核电安全系数很高，但在展示数据的时候，一定要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让公众听懂。比如向公众普及核电的安全水平的事故概率为10的负七次方，它表明我国核电安全标准很高，但是这样科普显然是不够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10的负七次方在公众看来并不是一个万全的数字，他们会担心“千万分之一”如果发生了呢？所以还要回答他们真正担心的问题。既要说清楚核电安全标准将核事故概率降到了最低；更要说明，即便“千万分之一”发生，我们也完全有能力做到“事故后果可控”，不会对公众、环境和社会产生实际影响。 第二点，要让公众明白，像切尔诺贝利和福岛那样的核事故在我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的核电工作者都在总结经验和教训，一旦出现事故一定会出台更安全的措施防患于未然。比如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操作错误仅仅是导火线，根本原因在于堆型缺乏最基本的安全防护，安全壳都没有。这种堆型在切尔诺贝利之后已经弃用了，现在的反应堆堆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核电站防止放射性物质外泄的共有四道屏障防患于未然。再比如福岛核事故，本质上“它是一个事故序列”，发生九级地震之后核电站正常停了堆，但地震引发海啸，14米高的海啸冲到岸上破坏了核电站供电，又冲走了备用电站，没有电力供水，热量难以排出，这样才导致核泄漏，后期处置又做得很差。在我国这样的海啸会不会发生呢？海洋、地震和核领域的专家通过共同研究已经得出了结论。尽管如此，我们沿海地区核电站还是不敢掉以轻心，防波堤都加高了，就是为了防止类似事故。 第三点，要让公众认识到我们可以驾驭核能，预防危机，并且核电安全做到切实可控。刚才说了世界上已经发生的核事故在我国不可能发生，那么没有发生过的事故呢？事实上，对于核电站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任何微小隐患，对于能够认识的各种外部的、特殊的原因造成的事故，都做过预设和分析，都设计了安全稳妥的应对方案，努力做到安全，就连大飞机撞击都考虑在内了，那么事故发生的概率已经非常微小了。在国内，无论沿海或内陆，核电安全稳扎稳打，核电站发生事故的概率会进一步降低。同时，采取了各种措施，即使在事故工况下，对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社会影响，都能做到实际可控。 核公众沟通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在我看来就是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当然，还要在科普中让公众认识到自己是核电的受益者，而不是风险的承担者。在这个基础上，要达到有效公众沟通，必须提高认识，这不是简单的科普，还应该做到制度化、法制化和组织化。 为什么呢？因为公众不仅是科普对象，还是参与主体。搞核电的最终目的是为公众谋福利，我们要让公众感觉到发展核电对大家有利，而不是风险的承受者。把工作做到这样的程度，我们的核电事业就会健康发展。所以，我们与公众沟通讨论核电安全，一定要把他们当成主人，让他们参与进来。而参与进来不是开一个报告会，让他们当听众这么简单，必须制度化、法制化、组织化，形成一种机制。 举个例子，法国在核公众沟通的制度化、法制化、组织化实践上做得很好。这个国家才几千万人口，相当于我们一个省，却有50座核电机组。这么高的核电比例，为什么法国人能够接受？因为他们形成了很好的公众沟通制度。法国公开透明的核体系是其核能事业顺利发展的关键所在，尤其是2006年颁布TSN法案，对于法国公众沟通具有里程碑意义。TSN法案即核透明与核安全法案，详细界定了公众的准确及时知情权，要求在开展核项目时，必须和公众进行沟通。对于所有核活动，公众有权获取他们需要了解的相关信息，如果出现了公众反对的情况，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必须随时和公众保持沟通。良好的制度。使公众对核电有获得感，公众对专家建立了种信任:“有话找得到地方说，有问题找得到地方解决，可以安心、放心。”这就是制度化、法制化、组织化的魅力。 国外还有很多制度值得借鉴，比如建立“环境协调委员会”等类似机构，在处理核电、焚烧垃圾厂等与公众利益相关的项目时，环境协调委员会在项目启动之前建立一个政府、公众、企业、专家四方参与的机制，着手进行公众沟通工作。对公众关心的一些实际问题做深入沟通。内容包括项目初衷和目的，项目给公众带来的利益，项目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如果有风险如何解决等，实际沟通效果很好。 诸如此类的制度，国内也不是没有好的案例。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之初，香港曾有人反对，为此组织了安全委员会，这个安全委员会类似于“环境协调委员会”，能够让企业、公众、政府、专家全方位参与，形成了良好的组织制度。有了这样的组织和制度，大家就可以做到深度沟通:担心什么问题？如何规避风险？对大家的好处是什么？不同意见通过沟通得到化解，最后大家就能达成一致，切实感受到其中的“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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