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研究中，我们重点讨论污名化与信任这两个机制，考察在荣成石岛湾核电站和乳山红石顶核电站这两个个案中，这两个机制如何在民众的风险信息解读中发挥作用，进而导致风险信息的放大。

（一）  污名化：民众如何“标记”核事件

污名化是社会响应阶段导致风险放大的主要反应机制之一。

在污名化过程中，民众对接受到的风险信息进行解读，通过对风险事件的某一特征进行凸显，用该特征对事件进行“标记”，从而使得人们在遇到该标记指向的事件时，做出行为响应。其中，“标记”是污名形成的重要环节。

我们以乳山核电为个案，把“标记”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来考察。

“标记”的第一阶段，是公众在解读特定风险信息时，对风险事件的属性进行取舍，并有意识放大其中的特定属性。

在“天下第一滩”这个银滩业主自主创建的论坛上，银滩业主作为乳山银滩核电站的利益相关方，他们表达了对于核电站的安全风险、健康风险以及经济影响这三个属性的高度关注。

在放大与凸显核电站建设的安全风险、健康风险和经济影响这三个特性的基础上，民众对核电站进行了“贴标签”处理。这是“标记”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污名得以形成。

针对风险信息的安全风险、健康风险和经济利益这三方面的主题，民众将与特定主题相关的意象与核电站相联系，实现对核电的污名化。具体内容见表3。

为此，核电站被银滩业主污名化为会对民众身体健康和经济利益造成损害，且具有强大破坏性和杀伤力的“魔鬼”项目。而乳山核电站更是忽视民意、程序不正当，且为少数人牟利的“非法核电站”。

银滩业主将“魔鬼”、“非法核电站”等意象与核电站建设相连，导致核污名的建立，风险被民众得以“再放大”。核污名的传播，使得民众对核电闻之色变，并导致核电项目在推进时受到民意的强大阻力。此后逐渐被搁置的乳山核电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成为了核污名社会和政策后果的注脚。

（二）信任缺失：民众的对抗性信息解读

在本研究考察的两个案例中，无论是意见领袖，还是普通民众，对政府和企业发布的信息都持有一种高度不信任的态度。对政府、企业以及传统媒体的不信任，导致了当地民众对接收到的信息采取一种对抗性的解读方式。例如《经济观察报》一篇题为《石岛湾：中国核电纠结缩影》的报道，讲述石岛湾核电项目从获批、建设到搁置的全过程，并将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核电站拉动经济发展、中央政府对该项目的规划、核电专家对于核能技术安全的澄清等多个消息源的多个立场纳入报道，使得报道呈现出较为中立的立场。但是，银滩业主@好龙叶公在论坛转载了这篇报道，引发了其他网民的关注，查看数达到4459次，回复达到103条。由于对消息源的不信任，对该报道中石岛湾核电站项目“是我国自主研发、设备国产化率在75%以上”的事实，网民称“谁信啊，那是辅助设备，核心技术都是美国的”；对于报道中称核电专家有关“就像不能因为一次空难，就彻底放弃民航一样，对待日本核危机也应综合考量”的说法，网民称“人类无法处理核幅射，无法处理核废料。所以，如果真从福岛核灾接受教训，就放弃核站永远不要建，否则全是鬼话“。

为此，信任缺失语境下民众对风险信息的对抗性解读方式，使得原本传统媒体持中立立场的报道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接收到传统媒体对核议题的报道信息后，民众并没有因此对该议题形成中立的立场，而是采取了与传统媒体立场全然相悖的反对立场，对核电议题产生了更强的抵触。在这一过程中，民众通过对风险信息的对抗性解读，对环境风险进行了“再放大”。

三 结论

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环境风险主要通过信息传播和社会响应两个阶段被放大。在信息传播阶段，传统媒体、新媒体、意见领袖和专家等风险传播站通过建构风险信息，改变风险信息流的信息量、争议程度等属性，实现风险的放大。而在社会响应阶段，通过信息接受者对风险信息的“污名化标记”以及由于信任缺乏引起的“对抗性解读”，导致环境风险信息在接收过程中再被放大。

信任缺失依然是导致风险社会放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环境群体性事件日益频发的中国，民众对政府日益增长的不信任已经成为影响风险沟通效果的一大障碍。缺乏信任的风险沟通和风险评估，只会助长民众的不信任并放大社会风险。为此，要实现有效的风险沟通，基础步骤是建立信任，其次才是针对风险信息传播所做的沟通。如何重建信任，是目前政府进行风险沟通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