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守锷（1917.12.05-2012.12.15）浙江湖州人，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曾任地空导弹型号的副总设计师，远程洲际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1947年，屠守锷到清华大学航空系任教，开始与进步人士接触。就在这个时候，他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亲身的经历和眼前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的强国梦才能实现。1948年末，他毅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特别能吃苦，1980年早春，屠守锷和研究院院长张镰斧——一个在上甘岭战役中立过赫赫战功的英雄团长一起，率领试验队进入了依然寒气逼人的茫茫戈壁。经常在戈壁滩，一干就是二十多小时。

黄纬禄（1916.12.18-2011.11.23）安徽省芜湖人，自动控制和导弹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曾任中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系统的总设计师。

黄先生是中国“巨浪一号”导弹的总设计师，他有一手绝活是笔记记得那叫一个工整，被人誉为史上第一学霸笔记，今年年初，东南大学档案馆收到校友、“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院士家人捐赠的一批遗物，其中一本微分方程课堂笔记不仅用全英文记录，字迹工整如印刷体一般。

程开甲（1918.08.03-）江苏吴江人,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核试验总体技术的设计者。

程开甲先生在浙江大学求学时是王淦昌先生的学生，他也差点拿到了诺贝尔奖。1944年，程开甲完成了题为《弱相互作用需要205个质子质量的介子》的论文，英国学者李约瑟亲自对其修改送狄拉克，狄拉克“目前基本粒子太多，不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的回信使文章终未发表，这也成为一件憾事，因为以后外国人一个重要实验获得了1979年度诺贝尔奖，其测得的新粒子质量与程开甲当年的计算值基本一致。

程开甲先生取得了很多科研成绩，可是周总理交给他一个任务却至今没有完成，因为他不会说普通话，至今依然是一口吴语。一次，程开甲在北京汇报氢弹空投试验的安全问题，周总理说他怎么这么大年纪怎么不好好学普通话，一口吴语谁听得懂啊。可是至今他仍然对没完成周总理交给的任务而懊恼：“总理交给我的科研任务，我都完成了，学普通话的任务却没有完成。”

彭桓武（1915.10.06-2007.02.28）理论物理学家，生于吉林长春。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参与并领导了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研制计划。

彭先生是数学天才，幼儿时就能简单的加减运算，四岁时就能四则运算。1930年，彭桓武来到北平求学，因勤奋好学一年内连升三级。在清华物理系，与王竹溪、林家翘、杨振宁等一起被誉为“清华四杰（彭王林杨）”。

1947年彭桓武代表云南大学前往比利时参加“大学教授会议”，之后，绕道法国巴黎看望钱三强、何泽慧夫妇。钱三强是彭桓武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同学，日后同被誉为中国原子弹的元勋。两人在1939年相识，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那时候，美国已经在日本投了原子弹，彭桓武与钱三强相约：回祖国大干一场！当时的都柏林，找一个到中国的轮船座位十分困难。无奈之下，彭桓武写信请在英国海军部工作的一个科学家朋友布莱克特帮忙，在一条英国的运兵船上找了个舱位。

多年以后，当有人问起彭桓武，当年已在英国学术界有了极高的声誉与地位，为何还要选择回国时，彭桓武说：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王淦昌（1907.5.28-1998.12.10），男，出生于江苏常熟，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3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64年，他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

王淦昌参与了中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曾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奖项。

他差点就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科学家，1931年，王淦昌在德国就读研究生期间，提出可能发现中子的试验设想，1932年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按此思路进行试验发现了中子并获得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