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秋天，上海淮海路一个普通的弄堂里，我的父亲陈锡寿与爷爷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起因很简单，在上海第一制药厂工作的父亲，因为年轻、化工技术好，被上级推荐前往二机部从事化工实验工作。但是遭到了爷爷的极力反对。父亲是家中长子，家庭重担要由他来挑，而且在上海教书的母亲严雪清也要因此独自带着襁褓中的大儿子艰辛生活。夫妻二人天南地北两地分居，谁又能保证将来不会发生什么变故呢?

父亲一夜无眠。第二天他红着眼睛对爷爷说：“我面临的困难别人也有，甚至比我还多，难道就因为这样而退缩吗?我能被选中从事原子能事业，应该感到自豪。我会把对你们的思念和愧疚化为报效祖国的动力。”爷爷最终被父亲说服了。

父亲在二机部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地工作了四年。1963年他按照上级的安排，前往核工业的重要生产基地——地处大西北戈壁滩的四〇四厂工作。那里风沙呼呼地打在脸上生痛，走路要弯着腰脸朝下，经常能听到沙粒打在玻璃上的声音。刚到四〇四厂，父亲不适应干燥的气候，经常口唇干裂、鼻子流血。但恶劣的环境对父亲没有丝毫影响，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当时苏联专家撤走了，赫鲁晓夫叫嚣着“中国离开我们，所有的设备将会变成一堆破铜烂铁”。我国的核工业项目进入到自力更生的重要阶段。父亲和同事们也心里憋着一口气，鼓足了干劲。

提到当年一次在生产六氟化铀的工艺过程中，系统故障产生泄漏，父亲与工友们曾面对的危险情况，父亲平淡地说：“大家都这样，也没觉得特别。碰到突发状况，脑子里冲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争分夺秒处理好故障，把损失降到最小。”

那时的父亲就像根植戈壁滩的骆驼草，任凭环境贫瘠荒凉、狂沙肆虐，始终默默奉献，坚守着肩上的神圣使命，为祖国原子弹的一声巨响，贡献了自己微薄的力量。

1969年，父亲回应党中央的号召，又一次整装待发，离开了熟悉的大西北，乘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进入青山连绵起伏的四川，来到我国另一个核工业基地。所幸这一次的路途不再孤单，因为母亲思虑再三，最终放弃了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在1967年的春季与父亲在莽莽戈壁滩相聚。

以长期可靠地提供国家关键材料的供给为中心任务的核基地，生活措施比较完善。初到那里，我的父母没有经历五年前第一批创业者们住窝棚、干打垒，一日两餐吃包谷沙沙(磨碎了的粒状玉米)的艰苦岁月。他们一来就住进了筒子楼里。早晚和楼里的同事们一起排队刷锅、洗衣，平时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一到礼拜天，我的父母就忙着采购米面、蔬菜，还要把用平板车拉来的蜂窝煤一趟一趟地搬上四楼，就连赶集也要去很远的地方，即使这样他们仍甘之如饴。

父亲在主车间工作，曾和同志们一起成功地调试了主化工生产线，先后参加了多次大会战。碰到因工作需要立即前往生产现场的特殊情况，父亲总是义无反顾、一马当先。即使是在动乱时期，父亲都秉承做人的原则和良心，积极服从上级领导的安排，如期完成了生产任务。后来父亲因为身体不好，调往后勤部门工作。而母亲一直在厂子弟学校教书育人，在三尺讲坛上传授知识，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

如今，我的父母已赋闲回沪。忆及那段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父母亲总是宁静淡泊，他们认为那一代核工业人的品格就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实事求是、团结奋进。他们是核工业平凡人的缩影，他们的身上体现了核工业“四个一切”的精神。投身三线，建设国防是他们无悔的青春选择，更是他们留给儿孙的宝贵精神财富。(作者单位：红华实业有限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