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王”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父母都是地下工作者。我名字取为“念念”，是母亲用来纪念近亲中两位为创建新中国而牺牲的烈士的。

童年里，我最引以为乐的事情就是玩耍。五岁那年，我得了一场大病，当时受医疗条件及家庭条件的局限，我只能在家卧床休养两年。但在这两年里，我并没有失去童年的快乐。我比别的小朋友提前进入读书时代。两年里，我阅读了大量的科普读物、少年儿童杂志、由名著改编的连环画等。阅读不仅使我对科学、文学、艺术等都产生兴趣，成为一个爱好广泛的人，还让我在童年里成为弄堂里的“孩子王”。经常有一帮孩子围着我转，听我讲南道北，说东言西。

我天性贪玩，高中之前学习成绩一直都属于中等水平，初中即将毕业时，我突然顿悟到要好好读书，突击了一段时间后，以班上前几名的成绩，考入上海市的重点中学之一——位育中学。高中期间，我的学习成绩几乎每年都是班上第一名，考上清华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这期间我也并没有放弃玩耍。

“又红又专”

我走进清华园，第一印象也就是绿茵、红楼，风景如画，并没有更深远的体验。直到六年校园生活结束，并工作了几十年后，我才逐渐领会到清华这六年对我一生的重大影响。

我考上清华那年是1958年，正值国家大力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清华当年强调的校训并不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而是“又红又专”。校长蒋南翔先生还提倡，“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些潜移默化的思想，对我影响至今。

我所就读的工程物理系，当时还带有几分神秘的色彩，各个专业都用代号，我学的专业代号是“220”，和“红药水”的俗称一样。当时工物系刚办了三年，缺少专业教师，大部分教师都是从其它系转来的，“220”专业尤甚。因此，绝大部分老师不仅要授课，自己还要抓紧学习，师长们都非常努力，教学水平很高。“220”专业两门最重要的基础课由教研室主任刘广均教授和系党总支书记余兴坤教授亲自讲授。刘广均教授讲课特别注重物理概念，凡是物理概念没弄清的同学，就算会做作业，会回答问题，也不算过关。余兴坤教授是“双肩挑”，工作很忙，但除讲课以外经常利用休息日给同学们作辅导、解答问题。回想起来，我在几十年科研工作中取得的多项成果，都与这两门专业基础课所讲述的理论、技术有关。

我还记得，在1964年我们的毕业典礼上，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向应届毕业生作了题为“做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的报告，蒋校长在报告中要求同学们“首先要做一个革命者，然后才去做一个工程技术人员”，“要让工作选择人，而不是人选择工作”。当年的7月底，首都5万名高校和中专毕业生汇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听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同志作报告。首长们从人类发展史讲起，勉励同学们要担负起历史的重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走知识分子劳动化、革命化的道路。从那年起，我由学校分配到二机部在天津的理化工程研究院工作直到今天。

值班运行员

1964年我参加工作时，正值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大家真是一身的劲，上班认真工作，下班抓紧时间学习。一天工作下来，还要学外语、看文献、整理学习资料。晚上办公室灯火通明，直到很晚才回宿舍睡觉，有人用“办公室灯火辉煌”来形容当时挑灯夜战的盛况。一直到今天，我都难以忘怀当时核工业给我留下来的第一印象。

刚刚参加工作，我是从一名普通的值班运行人员干起的，在科研一线整整干了二十多年。在担任值班员期间，我的工作岗位在综合实验大厅，实验室内包括主工艺、电气、仪表、水、气等多个系统。我主要负责主工艺系统的正常运行，但在短短几个月里不仅熟练掌握了本职系统的原理、流程和操作方法，还全面学习了解了其它各个系统的主要特点和基本操作，这为我以后工作中的创造性发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们，应该要把心态放平了，要先学会扎扎实实地从一件件小事做起。任何工程性科研工作都是一个庞大的科研体系，是需要一个团队来合作完成。当然在这个团队中，也总会到最后把一些名誉、职务落在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身上。我觉得无论是这个团队中普通的一员，还是那一些很幸运的人，都需要平和、淡定地看待这个问题。很多事情的成功，除了工作本身，还有一些机缘、运气的因素。但无论如何，首先都要有一颗要做好事情的执着的心，要不怕困难、不怕犯错地去做。

京剧相伴

在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有件事情差点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的大舅杨畹农是当时全国闻名的京剧票友，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的传人。小时候，我家跟大舅家住得近，也常有往来。大舅家经常有一批来自各个行当的高水平票友聚会，吹拉弹唱，很热闹。我从小受到熏陶，耳濡目染中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舅觉得我在京剧方面有天赋，扮相、身材、嗓音也挺符合京剧要求的条件，就鼓动我父母把我送到戏校去学习，但母亲还是坚持让我以上理工科大学为目标，她觉得从事科技工作会更有前途。虽然在五年级那一年，我没能上成戏校，但京剧成为了我的业余爱好，一路相伴至今。

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我参加了清华大学学生文工团的京剧队。在一些高水平学长的指点下，水平大有长进。我在学校的时候还参加过多个剧目的演出和伴奏。当时在学校，文工团、体育代表队员等都集中住宿，团委和班级共同安排我们的学习和课外活动，被称为两个集体。两个集体对我们都很关心，使得我们受到的教育和锻炼更多，成长更快。我很怀念两个集体那段生活。文工团把学生对事业的责任感、对国家的荣誉感、集体主义精神、创造能力等放到排练中。通过排练、演出活动，对我们进行团队精神、奉献精神的教育。因此，我认为清华的这种培养方式是一种有效的全面素质的培养。而在文工团的经历对我进入社会后在人际交往、待人接物等方面的帮助很大，交了不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对工作有一定的帮助。

如果说我人生中有困惑期，那就是文革时期了。之所以感到困惑，就是突然间觉得自己人生的方向不明了。我被下放的时候，夫人跟我一起去的，当时我们把家里的所有家当都拿出了，一件都没有留，因为当时并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回来。而在那样的一段困惑期里，我很庆幸，我拥有京剧这一业余爱好，让我的心能踏实下来，在排戏中让自己感到充实。我还记得文革初期1966年，大部分人都在写大字报、批斗“坏人”、串街……我不愿意做这些事情，就组织大家去排样板戏了，后来发现大家还都挺喜欢看的，我心里也很开心。包括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时，第一年我还在劳动，第二年我就又开始组织大家排戏，演着演着还演出了名气。记得有一次还让我们回北京部里来演出。我觉得，排样板戏要比写大字报有意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