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是我童年的物理课堂

我的生母在我5岁时就已过世，这之后，我由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带着在农村度过了童年及小学的时光。

农村的生活很落后，看不到一丝现代文明的气息。当时在农村，电灯、电话、汽车这些都是看不到的。飞机倒是有，偶尔天空飞过一架飞机，我是可以看到的。在农村生活，可以说是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记忆里，只是简单的生活和玩耍。现在想来，在农村有一个好处，那便是，促成了我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让我有意无意地去观察与思考大自然的各种现象。我有很强的好奇心，总喜欢问一些问题。比如：太阳为什么从东升起又从西落下，晚上为什么会有流星从天空划过，藕的荷叶上的水珠为什么呈圆球形等等。现在再回过头来看，那些问题都是一些物理问题。对物理学的兴趣我不敢说是从那个时候就萌发的，但与大自然的接触，使我的童年非常快乐。

真正对物理感兴趣是在高中，当时知道原子核可以嬗变后，还产生了一个很朴素的想法，觉得既然核可以变成另一种核，那我要好好学习，将来把普通的金属都变成黄金，大家就都富裕了。

读书时代的挫折与挑战

从农村到重庆后，我在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中，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挫折。我还记得第一门考国文，头两道题就把我考蒙了。题目本身其实很简单，但却是我在农村时完全没有接触过的知识。第一道题是在国音符号下面写出相对的汉字;第二道题是在汉字上面写出相应的国音符号。我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有国音符号，这两道题对我来说就是天书。那次考试的结果可想而知。这让我感受到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教育差距。我下定决心好好学习，扎扎实实地自学了一年，考到了重庆的重点中学巴蜀中学。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从那以后，自学成了我的一个习惯。

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大一过后，学校里有五名派往苏联学习的名额，我是其中的一位。各种考试都参加过后，不想临去之前，学校因我的家庭出身问题又通知不让我去了。在我们读大学的那个时代里，去苏联留学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临行之前被别人替换下来，这对我来讲又是一次挫折。但我并不气馁，想来不能去苏联学习，那就在武大踏踏实实的学习吧。

在我刚要进入大四的时候，国家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陈佳洱先生去武大选学生，我有幸被选中。那年，北京大学从全国各地的重点大学选出99名优秀学生，组建了北大的核物理专业。在北大读书，对我而言是一种挑战。班上的同学全是从各名校选出来的尖子生，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差距，开始拼命自学追赶。

这是我读书时代遇到挫折与挑战，在以后的工作过程中，也遇到过这样那样的各种大小挫折。我觉得我骨子里很倔强，遇到挫折后，总不会气馁，到现在，我觉得我一生都在不停的拼命奋斗。

我们这一代人是有追求的

我报考大学时，受大哥的一位毕业于武汉大学的同学影响，也报考了武汉大学。我们那个时代，国家希望我们去北方读大学，尤其是去东北。专业呢，当时流行选择机械专业。我当时想得很简单，觉得东北那么冷，我是南方人怕冷，就没有报考老解放区的几所大学。我填报的5个志愿全部是西南的大学。谈到专业，实际上我更喜欢数学专业，但当时想着数学专业出来估计肯定就是教书了，虽然我在初中时的理想是当一名老师，但高中时我的理想又变成了当科学家，不再想着当老师了，所以我就放弃了数学专业。我本身是对核物理专业感兴趣的，可惜当时武大还没有核物理专业。当时武大的物理系有两个专业，一个电离层(抗战胜利以后，美军在武大留下了一个雷达，当时全国只有武大有雷达，所以武大开设了电离层这个专业)，一个就是金属物理。我当时想，电离层这个专业毕业以后不好找工作，就选择了金属物理专业。幸运的是，后来我被选中去北大的核物理专业学习，毕业后听从组织分配到了四○一所。我们毕业的时候，每个学生可以填两个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继续读研究生，第二志愿是做反应堆实验。不想，第一志愿直接就被学校给毙了，我们这批从各校招来的99名学生都不可以读研究生，都要直接走上工作岗位。在毕业分配上，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听话的人，我服从了组织分配。从1956年到现在，我在四○一所已经工作了57年。

我们那代学生，刚毕业是有想法、有追求的。所谓的追求就是脚踏实地努力地去干工作，不能停步。科学是没有止境的，我自己想我的一生要在科学上做出点成就来。我给自己设定了具体的目标，在几年内，从一个实习研究员到助理研究员。

在戴传曾先生面前的“狂言”

1956年9月，中子物理实验室成立，我毕业分配到这个实验室。钱三强先生任室主任，何泽慧先生任室副主任。一天晚上，二老拿了糖果、点心、水果，把新老同志都邀请到会议室，算作迎新晚会。那天晚上我跟我旁边的老先生聊天，聊了很多，我大胆地把我对个人未来发展的规划都告诉了他;也告诉了他我以后要在工作中做一个怎样的人，甚至连我每一步小的目标，如几年之内做研究员、几年之内做课题小组长等等都说了。我聊得很开心，老先生笑着听。

第二天干部处的同志，把我带到组长办公室。我推门一看，就懵了。原来昨晚跟我聊天、听我夸下海口的老先生正是我的组长。这位老先生就是戴传曾生生。我当时心里想着，这下糟了，我把我最真实的想法都告诉了我的领导。不想，戴先生却很喜欢我。

现在回过头来看，人在年轻的时候，尤其是刚刚从学校毕业，总会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容易使自己脱离实际，眼高手低，我自己也犯过这些错误。工作的难度，只有一步一步在做工作的时候才会慢慢体会到。但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有追求，有自己长期的职业规划和短期的目标。

到今年年底我就整80岁了，在这个年龄里我还是有追求和目标的。现在眼睛不好，虽说做不了实验了，但我还是很愿意跟我的学生合作、跟俄罗斯专家合作，在理论专业方面，尽我所能做出点事情来。

何泽慧先生的一封信

1958年10月，我被派往苏联科学院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学习，师从彼伏日涅耳。事实上，所里通知我去苏联学习的时候，我不是太愿意。那个时候我刚刚毕业两年，想留在所里再打一些基础。何先生跟我说这是组织决定我就服从了。去了苏联两个月后，我就又给何先生写了一封信向何先生申请回国。何先生给我回复了一封短信。信的内容虽然很短，但却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为我指明了方向。何先生信里这样写到：留在苏联学习，你们现在身上缺少的，就是人家国家在科学上先进的经验，你们要学习人家国家科学工作者的科学思维和方法。

几个月后，我适应了环境。我的导师对我非常友好，经常带我到其他研究所去参加一些固体物理的学术报告会，特别使我难忘的是，他用两天的时间带领我，详细参观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的全面核物理研究工作，包括回旋加速器、电子直线加速器等，使我开阔了眼界，对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工作及时转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那里我还有幸两次见到了库尔恰托夫原子能所所长、苏联原子弹之父——伊戈尔˙库尔恰托夫院士。第一次是1959年7月，库尔恰托夫院士到实验研究反应堆，检查迎接美国核物理学家代表团访苏的准备工作，他跟我打招呼，他很关心中国留学生，还问我学习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让我努力学习、尽快成长。第二次是1959年10月1日，库尔恰托夫所长前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庆节。他热情洋溢的讲话，深深表达了老一辈苏联科学家对中国人民的诚挚友谊和对中国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我倍受鼓舞。

我在苏联留学的两年时间，包括后来两次去意大利访问，确实收获颇多。

跟着课题走，不做主任

在工作中，我不喜欢追求虚名，我只追求科学上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一个科研工作者，应该以科学的态度追求科学的发展，以爱国的情怀将自己奉献给科学。

工作中，我自认为一路走下来还是很幸运、很顺利的。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核工业转型期的时候，院里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能支持院里的改革，将我所做的课题转到另一个实验室，我则继续在中子物理实验室担任室主任。我想了想后跟院里领导说，我跟着题目走，题目到哪我到哪，室主任我可以不做，但我不能跟题目分开。后来院里领导只好跟我说：“焕乔，那对不住你了，你跟着题目一起去另一个实验室吧。”一直到现在，我也并不后悔我放弃做室主任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如果把我研究的课题题目拿走，就等于砍了我的手臂，我今后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

57年成长、相伴四零一

从1956年大学毕业到今年，我在四○一所一呆就是57年。57年，我在四○一成长;57年，我也一直与四○一相伴。

我以为，原子能院最辉煌的日子，还是在钱三强先生带领下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正好是二机部研制“两弹”的辉煌时期。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1960年2月，我从苏联回国，钱先生鼓励我们要为国家做贡献。钱先生的鼓励不是在那里喊口号，而是实实在在从国情出发，给我们讲道理。我还记得他来室里传达陈毅元帅的话，说如果中国把原子弹搞出来了，我们国家的外交部长的腰杆子也就硬起来了。听到这样的讲话，我们内心里不由得热血沸腾，于是攒足了劲干活。那段时光是最令人难忘的。

现在，原子能院的发展太慢，我觉得还是没有把这个科研院所的位置摆正，原子能院的力量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还是机制本身的问题。作为一个老同志，57年了，经历过最辉煌的时期，也经历过转型的最困难时期，看到今天的局面，心里还是很期待原子能院能得到国家更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