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焕乔(1933-)，四川省巴县人，物理学家。1994年，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核物理所科技委主任(1994-1998)、院科技委常委(2000)。2000年5月，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他对国内可获得的超铀核自发裂变的瞬发中子平均数及中子数目分布Pν作了精确测量。

在戴传曾先生面前的“狂言”

1956年9月，中子物理实验室成立，我毕业分配到这个实验室。钱三强先生任室主任，何泽慧先生任室副主任。一天晚上，二老拿了糖果、点心、水果，把新老同志都邀请到会议室，算作迎新晚会。那天晚上我跟我旁边的老先生聊天，聊了很多，我大胆地把我对个人未来发展的规划都告诉了他;也告诉了他我以后要在工作中做一个怎样的人，甚至连我每一步小的目标，如几年之内做研究员、几年之内做课题小组长等等都说了。我聊得很开心，老先生笑着听。

第二天干部处的同志，把我带到组长办公室。我推门一看，就懵了。原来昨晚跟我聊天、听我夸下海口的老先生正是我的组长。这位老先生就是戴传曾生生。我当时心里想着，这下糟了，我把我最真实的想法都告诉了我的领导。不想，戴先生却很喜欢我。

现在回过头来看，人在年轻的时候，尤其是刚刚从学校毕业，总会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容易使自己脱离实际，眼高手低，我自己也犯过这些错误。工作的难度，只有一步一步在做工作的时候才会慢慢体会到。但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有追求，有自己长期的职业规划和短期的目标。

到今年年底我就整80岁了，在这个年龄里我还是有追求和目标的。现在眼睛不好，虽说做不了实验了，但我还是很愿意跟我的学生合作、跟俄罗斯专家合作，在理论专业方面，尽我所能做出点事情来。

何泽慧先生的一封信

1958年10月，我被派往苏联科学院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学习，师从彼伏日涅耳。事实上，所里通知我去苏联学习的时候，我不是太愿意。那个时候我刚刚毕业两年，想留在所里再打一些基础。何先生跟我说这是组织决定我就服从了。去了苏联两个月后，我就又给何先生写了一封信向何先生申请回国。何先生给我回复了一封短信。信的内容虽然很短，但却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为我指明了方向。何先生信里这样写到：留在苏联学习，你们现在身上缺少的，就是人家国家在科学上先进的经验，你们要学习人家国家科学工作者的科学思维和方法。

几个月后，我适应了环境。我的导师对我非常友好，经常带我到其他研究所去参加一些固体物理的学术报告会，特别使我难忘的是，他用两天的时间带领我，详细参观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的全面核物理研究工作，包括回旋加速器、电子直线加速器等，使我开阔了眼界，对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工作及时转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那里我还有幸两次见到了库尔恰托夫原子能所所长、苏联原子弹之父——伊戈尔˙库尔恰托夫院士。第一次是1959年7月，库尔恰托夫院士到实验研究反应堆，检查迎接美国核物理学家代表团访苏的准备工作，他跟我打招呼，他很关心中国留学生，还问我学习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让我努力学习、尽快成长。第二次是1959年10月1日，库尔恰托夫所长前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庆节。他热情洋溢的讲话，深深表达了老一辈苏联科学家对中国人民的诚挚友谊和对中国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我倍受鼓舞。

我在苏联留学的两年时间，包括后来两次去意大利访问，确实收获颇多。

跟着课题走，不做主任

在工作中，我不喜欢追求虚名，我只追求科学上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一个科研工作者，应该以科学的态度追求科学的发展，以爱国的情怀将自己奉献给科学。

工作中，我自认为一路走下来还是很幸运、很顺利的。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核工业转型期的时候，院里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能支持院里的改革，将我所做的课题转到另一个实验室，我则继续在中子物理实验室担任室主任。我想了想后跟院里领导说，我跟着题目走，题目到哪我到哪，室主任我可以不做，但我不能跟题目分开。后来院里领导只好跟我说：“焕乔，那对不住你了，你跟着题目一起去另一个实验室吧。”一直到现在，我也并不后悔我放弃做室主任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如果把我研究的课题题目拿走，就等于砍了我的手臂，我今后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

57年成长、相伴四O一

从1956年大学毕业到今年，我在四○一所一呆就是57年。57年，我在四○一成长;57年，我也一直与四○一相伴。

我以为，原子能院最辉煌的日子，还是在钱三强先生带领下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正好是二机部研制“两弹”的辉煌时期。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1960年2月，我从苏联回国，钱先生鼓励我们要为国家做贡献。钱先生的鼓励不是在那里喊口号，而是实实在在从国情出发，给我们讲道理。我还记得他来室里传达陈毅元帅的话，说如果中国把原子弹搞出来了，我们国家的外交部长的腰杆子也就硬起来了。听到这样的讲话，我们内心里不由得热血沸腾，于是攒足了劲干活。那段时光是最令人难忘的。

现在，原子能院的发展太慢，我觉得还是没有把这个科研院所的位置摆正，原子能院的力量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还是机制本身的问题。作为一个老同志，57年了，经历过最辉煌的时期，也经历过转型的最困难时期，看到今天的局面，心里还是很期待原子能院能得到国家更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