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勘察过青海西部、内蒙古西部、新疆东南部等多个地区后，苏联专家建议把核试验场设在敦煌西北地区。

　　1958年夏秋之间，一群身穿便衣的军人悄悄来到了敦煌，在古阳关外的大戈壁上安营扎寨。

　　几天以后，一位中央的“大人物”也来到这里，此人正是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

　　在鸣沙山下，彭德怀秘密接见了这支队伍的两个负责人：队长张志善和政委常勇。

　　张志善报告说：“我们是0673部的。”彭德怀当时就笑了，说：“你们对我还保密啊，0673就是原子靶场嘛……”

　　这段对话的背景，是中央军委当年4月决定组建两支队伍：0673部队负责建设原子靶场，0674部队负责建设原子仓库。这两支队伍里的很多干部都来自于商丘步校，常勇是学校的政治委员，张志善是副校长，接到任务以后，学校的干部一分为二，一半去0673，一半去0674，常勇和张志善都被分到了0673部队。

　　到了1958年10月下旬，敦煌地区的勘察工作基本结束。时任工程兵司令员的陈士榘带领工程兵设计院、总后营房部等单位组成的工作组以及苏联专家到现场勘察，最后确定了各场区的位置。爆心定在了敦煌西北方向130~150公里处，指挥区距爆心60公里。

　　敦煌核试验基地即将动工，0673部队部队长、核武器试验靶场主任到任了。他就是战功赫赫的张蕴钰。

　　张蕴钰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入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练成长，从普通一兵直至军副参谋长。抗美援朝期间，15军在上甘岭打出威名时，军参谋长正是张蕴钰。归国后，张蕴钰任第三兵团参谋长，经陈赓大将推荐，就任0673部队的主任。

　　在对靶场位置进行实地考察后，张蕴钰恼了。

　　现为总装备部政治部创作员、一级作家、大校军衔的彭继超曾在马兰基地工作生活33年，走访了数位“马兰人”，也写下了一系列核工业题材的作品。

　　他告诉记者，张蕴钰曾跟他详细说起过这段往事。

　　张蕴钰坚持认为，敦煌不合适作为原子靶场。他的考虑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敦煌莫高窟是老祖宗留下的中华瑰宝，核试验像地震一样，一下子就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贝给震没了，这可是负不起的大罪过。二是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而核爆炸产生的烟尘太大，烟尘太大就会随风扩散，造成核沾染区。三是试验当量太小，只能试验2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显然不能满足中国核事业发展的需要。

　　据后来的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志善说：“张蕴钰同志问为什么选在这里，我说苏联专家定的，能搞2万吨。张蕴钰同志说，可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

　　张蕴钰马上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书面上报。说来也巧，中央同时接到了苏联一位专家的来信。原来，苏联专家也有不“坑人”的，信中说敦煌不适合建场，建议将靶场中心区移到罗布泊地区。

　　结合张蕴钰的报告和苏联专家的来信，中央同意核试验基地重新选址，就定在罗布泊。

　　1958年12月24日，张蕴钰带领勘察小分队从敦煌出发，经玉门关向西，向罗布泊疾驰而去。直到次年春天，疲惫的勘察队员们终于在干旱的罗布荒原发现了清冽的博斯腾湖。

　　张志善当时起草了一份电报给中央，电报上写道：“这里土地肥沃，能种菜、种粮，这里水源充足，水是甜的，还带有香味……”据说，万毅看到电报后笑着说：“水还带香味，他们都成了诗人啦……”

　　最终，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罗布泊西端的10万多平方公里被划定为中国唯一的原子靶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面积47万平方公里，比英国还大，而核武器试验场的面积有10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江苏省的大小。

　　原马兰基地司令员马国惠告诉记者，之所以圈定1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和原子弹、氢弹的破坏半径有关，“300万吨氢弹的安全半径为150公里，这样算来就要有大约9万平方公里，所以10万平方公里的军事禁区是完全必要的。”

　　作为原子靶场，这里堪称完美：地广人稀、远离城镇、有水源且不在地震带上。

　　基地位置确定的同时，生活区也获得了一个“诗意”的名字：马兰。

　　马兰之名，来自在这里旺盛生长的马兰草。部队选的生活点，原来是一片盐碱湖，一条天然水沟从中流过，两旁长满了马兰草。初夏时，基地领导在此规划蓝图，正值马兰花盛开，张蕴钰提议，大家一致赞同，此地就命名“马兰村”。

　　1959年6月13日，总参谋部正式通知：原子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这一天，就是马兰基地成立的日子。

　　那时的马兰基地，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先期到达这里的指战员们，自己动手挖了地窨子作为临时的住宿和办公场所。马兰基地的第一次党委扩大会就在一个地窨子里召开。

　　当时，一窝小燕子正在地窨子的房梁上破壳出世。张蕴钰提醒每一个来开会的人：把脚步放轻，嗓门压低一点，别惊扰了燕子。

　　许多年后，当彭继超向张蕴钰提起关于一窝燕子的小插曲，老人说：“大漠上有这些小生命，不易。”

　　那一天，中国核试验基地波澜壮阔的工程伟业，就在燕子的呢喃声里宣告诞生了。

扎根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