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上万名解放军官兵、工人，从四面八方云集戈壁滩，马兰核试验基地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正式开始。

　　大批物资、精密仪器和贵重设备不断从全国各地调运到试验场，正当此时，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上马”还是“下马”的冲击波，却从内地传到了这里。

　　中苏关系破裂，是这段波折最重要的导火索。

　　1957年，正在蜜月期的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武器，其中包括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样品和图纸资料。

　　这一协定的执行在签订之初还比较顺利。但是，当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要求遭到拒绝后，苏方对该《协定》的执行表现出不积极态度。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1960年，苏联撤回了全部在华专家。

　　中苏关系的突然变故，给中国建设事业造成重大困难，特别是核武器研制，几乎要从头开始。

　　“1961年的夏天，在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部门，产生了‘上马’、‘下马’的激烈争论。”彭继超说。

　　主张“下马”的，一是强调苏联的援助没有了，二是认为导弹、原子弹技术高度复杂，仅仅依靠我国当时尚不发达的工业和落后的科技力量，恐怕难以造出“两弹”，三是指出“两弹”花钱太多。

　　根据彭继超的了解，聂荣臻当时是坚决反对“下马”的。他提出的理由是，“两弹”研究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大学毕业的研究人员，铀矿资源也能满足需求，特别是有一批爱国的科学家，所以这个事业不能放弃。他甚至公开说：“不搞出‘两弹’来，我死不瞑目。”

　　针对日见激烈的争论，聂荣臻签发了一个名为《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给毛泽东。

　　当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尖端要搞，不能放松。关于“上马”、“下马”的争论才止息。

　　曾经的政策波动传播到千里之外的罗布泊，对刚刚干劲十足地建设基地的官兵们来说，情绪上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彭继超在《罗布泊丰碑》一书中写到这一段。当时，甚至有上级机关的干部来到马兰说：“原子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造出来，基地部队可以去种地、放羊，机关可以搬到无锡去，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再搞建设。”

　　一向温文尔雅的张蕴钰急了，他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两年不搞我等两年，中国总要有原子弹！”

　　1961年前后，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基地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基地编制不得不缩减，部分干部调走了，供给的标准也降低了。

　　不仅如此，由于基地车辆也少了，本来已经很少的口粮经常运不进来，张蕴钰就带着常勇他们往返20多公里，把口粮一袋一袋往回扛。

　　有时水供应不上，基地的人们半个月都不能洗澡，甚至用洗脚水蒸馒头。

　　马兰基地的情况从1962年开始慢慢得到改善，1962年底，周恩来出访亚非拉国家归来，途经乌鲁木齐作短暂停留。在一次晚餐中，周恩来站起身来说：“我们国家在新疆有一个原子武器靶场，他们在戈壁滩上条件很艰苦，任务很艰巨，希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给予帮助，大力支持。”

　　周恩来的这几句话，大大振奋了马兰基地的人们，也是对“下马”之说最有力的驳斥。

　　基地缺少车辆的困难反映到中央书记处，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亲自跟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商量，决定把北京市刚领到的400辆“解放”牌汽车全部调拨给基地。

　　到了1962年，基地的建设工作又重新走入正轨。

　　负责两弹工程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在1962年9月正式向中央提出了“两年规划”：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这个计划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为了强有力地领导我国尖端武器的研制，中央特别组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部门，叫做中央专委。中央专委的全称起始叫做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后来随着工作的发展改称中央专门委员会，这个以周恩来为核心的中央专委全面负责两弹工程。

　　两年的时间爆炸一颗原子弹，任务相当紧迫，全国26个部委和20个省市自治区900多家工厂、院校、科研单位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

　　作为这场大会战最前沿的马兰核试验基地，虽然厂区的道路、通讯工程、气象站、军用机场等基本设施建设已陆续完成，但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

　　当年10月10日，钱三强在国防科委大楼里向聂荣臻、罗瑞卿、张爱萍等领导汇报时说：“原子弹试验是一个十分复杂、集多学科为一体的高科技试验，仅就核试验靶场可以开展的技术项目就有几十上百个，而这一个个项目都需要研究、定题，并在靶场进行技术工程的建设，这就需要有很强的技术力量，立即着手研究立项。”

　　也就是说，基地此时最缺的，是一支懂核技术的专业队伍。

　　在那次会上，钱三强反复提到一个人的名字：程开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