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焕乔(1933-)，四川省巴县人，物理学家。1994年，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核物理所科技委主任(1994-1998)、院科技委常委(2000)。2000年5月，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他对国内可获得的超铀核自发裂变的瞬发中子平均数及中子数目分布Pν作了精确测量。

在我博士毕业答辩即将结束要致谢的时候，评审老师问我：“张老师对你怎样?有什么感谢的话对张老师说吗?”我毫不犹豫的说：“老师对我恩重如山……”

经常有人问我：“你是学什么的?”我会毫不犹豫的说：“核物理”。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我知道我的回答多数时候会惹来别人诧异的眼神和随之而来的类似于“那可是高深的学问”之类的话。我这样说既出于我的诚实和傲气，更出于我对核物理的热爱。而这份热爱源自于我对核物理的浓厚兴趣和对恩师张焕乔先生的崇敬。

已过而立之年的我，回想之前的人生，有很多偶然的事件决定了我的人生走向。以我现在的眼光来看，绝大多数的偶然事件都可以用“幸运”二字来形容。这些事件当中，最幸运的偶然就是我成为了张老师的弟子。我考研究生的时候碰巧有一位朋友在考北大，于是我想不妨试试。我当时想学的是凝聚态，而碰巧当年北大理论物理专业两位招收凝聚态学生的老师已经提前招满学生了。于是我被技术物理系的许甫荣老师推荐给了张焕乔先生，这位在此之前我一无所知而在此之后的岁月中不断让我体会到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崇高和伟岸的恩师。

老师曾应邀访问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里亚洛国家实验室，说是访问其实就是在那里参加工作，老师当时在C. Signorini教授的研究组里面工作。刚去时，组里的人常让他去安装探测器和电子学器件之类的仪器，有些是很难安装的，老师都成功地安装好了并因此获得了组里成员的尊重。老师当时在里亚洛很出名，几乎所有人都认识他，他也和里亚洛的科研人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张春雷师兄说他曾经看见过Signorini教授女儿结婚时的照片，老师当时站在了父亲该站的位置。

正是由于老师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不懈的努力，使老师有机会跟随钱三强、何泽慧、戴传曾等几位先生学到精深的专业技能，而正是由于这些让老师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尊重和友谊。

老师对自己很严格，但是对学生满含关怀。老师每天都会花很多的时间读文章，只要他看到和我们的工作相关的文章都会发给我们，他的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有一次我腹泻严重，老师了解到我的情况后跟我说他家里就备有治腹泻的药，让我到他家找师母取。我到他家时师母已经为我准备好药和温水。

老师很担心我们的学业，怕我们工作不够，达不到博士学位的标准，总是尽他所能地帮我们找课题，如果我们遇到困难他总是尽他所能地帮我们。

记得2008年，我师兄张春雷毕业后工作不顺利，那时他每周都会回到原子能院。利用这段时间，张老师和他把他的博士论文作了更好地修改，最后发表在美国的物理评论上。直到后来，师兄回到中科院工作后，他跟我聊天时都会说那一年是他最艰难的一年。虽然这一年他的收入比后来还高、工作也没后来那么累，但是离开了研究工作，让他有种惶惶不安的感觉。那时在北京唯一让他安心的地方就是原子能院，因为那里有我们的老师。

在我们组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到中午饭点，我们一帮师兄弟都会相约找老师一起去食堂吃饭，其间我们可以聊各个方面的事，工作、生活、对一些时事的看法。老师最高兴的时候是我刚到组里工作时，那时我的一帮师兄们都还没毕业，我们一群人有七八个，走在路上不时遇见一些老先生，他们总会说：“老张，你们的队伍真是壮大啊。” 我们毕业后大多离开了原子能院，但无一例外地都在从事着核物理工业。

近年，我开会时还能时常见到老师，虽然老师身体没以前好了，他的腿有点问题而且视力也有所下降，但老师还像以前那样有精神，思路很敏捷，走路也很快，和我们聊天还是一聊就几个小时。每年我都会到原子能院跟老师呆上一段时间，每次老师都会通知我在北京工作的师兄们：小白到北京了。于是我们大家又可以聚在一起了。每次我到老师家他都会问我能呆多久、什么时候回去，于是每次我乘班车离开的时候，年近80的老师总会骑着他的自行车到班车站来送我，我上车后从车窗里看着的老师的身影，心中总会发酸。

这就是我的老师张焕乔先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