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安全离不开独立权威的监管,更需要全社会公开、透明、有效的监督和参与。随着安全目标重返社会,在政府、工业界和社会之间应建立并通过“第三方”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社会转型期的核安全新要求 当前,中国核电技术及安全标准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项目建设尤其是内陆核电却面临着诸多社会问题,这除了核安全具有“技术的复杂性、事故的突发性、处理的艰难性、后果的严重性、影响的深远性、高度的社会敏感性”等特点外,还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公众在关注“社会财富”的分配时也开始关注“社会风险”的分配。 世界发展史表明,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时,往往是资源、环境、公共卫生、效率、公平等社会矛盾最为严重的时期,是矛盾的“凸显期”。跨越“凸显期”,美国用了20年,法国用了17年,联邦德国用了13年,韩国用了10年,日本用了9年,期间都曾出现过重大社会问题。而我国只用了从2003年到2008年的5年时间,至2013年我国人均GDP又翻一番达到6767美元,2014年约为7485美元,按“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为7%预测,到2020年人均收入有望达到1万美元。 在我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继而向信息社会以近乎“神话”的速度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平衡难度加大,群体性事件频发,“邻避效应”严重影响了国家重大项目决策。我国社会转型除了具有时间短、速度快的特点外,转型期的媒体生态也发生了重大变革。“人人都是通讯社、个个都有麦克风、事事都有话语权”的“全民全媒”时代已经来临。 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新媒体彻底改变了受众在信息传播中的被动地位,但同时舆论杂音也开始日渐增多。如何运用新媒体化解社会风险对当前中国社会尤为迫切。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5年5月中旬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就提出“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将成重点团结对象,并要求“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 ▲9月19日,中国“最大核电科技馆”在浙江海盐开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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