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4年6月底，我国在运核电机组总数达到20台，总装机1794万千瓦。目前在建核电机组28台，装机容量3061万千瓦。这就是说，今明两年我们还要新开工建设1000万千瓦的三代核电机组，才能完成拓展了的2020年核电中长期发展目标，任务还是极具挑战性的。届时，虽然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在全国发电装机总量中的比例依然不高，但已称得上是核电大国了。

近来，我们常说要从核电大国成长为核电强国，政府有关部门也将让核电走出国门上升为国家战略。笔者认为，要使这个愿景变成现实，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和核电企业高管，必须对影响我国核电发展的几个关键要素形成共识，才能真正消除企业间的恶性“内斗”，凝聚合力，促进核电安全高效发展。

1. 正确认识核电在我国核工业发展战略中的定位

根据党中央决定，我国核工业自1981年实行新时期“保军转民”战略转型起，核电作为其主要民品问世后，就一直存在核电属性的争论。

笔者认为，核电是利用原子核结构改变而释放的核能发电的电种。从这个意义讲，它姓“电”。应当恢复其作为二次能源的商品属性，遵守与其它电种完全相同的生产和调度、接受标杆电价。核发电企业可以通过发债和上市等途径，鼓励和吸引各类资本参与核电建设，按照核电发展规划的布局与节奏，促进核电健康发展。     

但是，核电同时也是一种有其特殊性的电种。一方面，核电厂运行时会产生大量的放射性物质。一旦核电厂发生严重事故，可能失控释放到周边环境的放射性物质，将对公众和生态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为了充分利用核燃料资源、减少高放废物最终处置量，需对核电厂用过的乏燃料组件进行化学后处理。另一方面，核电的能量来源出自于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材料，必须防止其被非法盗取，甚至被恐怖分子掌握。所以每一个发展核电的国家，都非常重视核电厂及核材料的安全，提高核电的准入门槛，将它们置于极其严格的监管之下。核电厂营运单位，必须满足国家核安全监管机构设定的资质要求，并获得相应的营业执照。核电厂主控室运行人员，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和考试，取得运行执照方可上岗。从这个意义上讲，核电又姓“核”。核发电企业的业主多样化与其高准入门槛之间的矛盾，应在核工业体制改革中妥善解决，例如，可以考虑核电厂业主一段时间内，甚至一直不负责运营核电机组，授权由专业化核电运营公司代行其责，确保核电厂安全运行。

 核电除了上述的既姓“电”又姓“核”的辨证属性外，对于我国这样已拥有必要而有限的核威慑力量的大国，还有更深一层含义。核工业作为高技术战略产业，肩负着“军民融合，富国强军”的光荣而崇高的使命：核科技研发体系是我国核威慑力量的基石。核工业要按时足量地保证核武器和军用核动力对核材料的各种需求。作为核工业的主要民品，核电逐步成长为电力供应的重要支柱之一，可以提供安全可靠、清洁环保的基荷电力，为发展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做出巨大贡献。同时，军民两用核电技术的发展，将为同宗同源的军用核动力技术输送先进的安全设计理念、性能更优良的工艺和材料，提升军用核动力装置的战技术水平，保持且不断壮大军用核科技研发队伍。这就是笔者理解的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地位，以及核电在整个核工业中的作用与定位。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核技术在核电以外的民用领域的应用迅猛扩张。例如，我国正在示范核能海水淡化、核能供热的工程应用。核技术在扫雷、爆炸物探测、集装箱快速通关等方面的应用，有效地保障了社会与公众的安全。医用同位素的生产与应用，日新月异，CT、核磁共振等已成为一般医院的标配诊测手段。辐照育种、辐照杀菌等技术直接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等等。

纵观美、俄、法、英、印等同时发展核军工与核电的国家，其核电体制各不相同，但均无例外地实行军民合二而一的核燃料循环体系。我国核军工起步时期，采用举国一致的核工业体制，极大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最快的速度独立自主完成了“两弹一艇”的研制，建立了基本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体系并初具规模。新时期核工业转型的提法有过“保军转民”、“以民养军”、“寓军于民”和“军民融合，富国强军”的演化，但确保军品生产优先，大力促进民用发展的思路从未动摇。随着核电装机的增多，现有核燃料循环前段产业链的产能完全可以满足军民两方面的需求。从我国已有的技术储备和人力资源来看，显然我们应该继续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产学研相结合，攻克现有军民共用的核燃料循环体系上的薄弱环节，提升整体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完全没有必要分散力量，设置军民分开的核燃料循环体系。

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和核电企业高管只有时刻牢记核工业的战略地位，清醒地认识核电在核工业中的定位，才能高度自觉地妥善处理核工业腾飞的双翼——核发电产业与核燃料生产产业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促进核工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指导核燃料制造企业有前瞻性地扩大产能，提高经济竞争力，满足国内核电市场的需要并尽可能提供海外市场服务。核燃料生产企业应当解放思想，积极吸收和发电企业等投资参加核燃料生产建设。与此同时，鼓励核发电企业集中精力于核电厂建设与运营，没有必要在核燃料循环其它环节上另起炉灶，以便更加有效地利用国家整体资源。相反，将核电等同于整个核工业，是一种以片代全的错误理解。鼓吹军民明确分线，不符合我国核工业战略转型后“军民融合，富国强军”的指导方针。

2. 创新驱动发展是从核电大国成长为核电强国的必由之路

众所周知，核电强国绝对不是靠核电装机容量来支撑。没有安全性和经济性两方面均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创新的民族核电技术，成为核电强国和核电技术走出国门的目标都不可能实现。没有技术含量的所谓“核电出口”，那是随便一个土豪，只要愿意就可以做到的资本输出，与核电风马牛不相及。大道理说上千千万，不如实例更教训人。今年5月底，国核技董事长在上海高调宣布：我国已形成年产6-8套AP/CAP机组设备的能力，不仅可以为中国而且可以为世界服务。一个月后的6月30日，《世界核新闻网》刊登的一则报道，可谓发人深省的最新事例。据称，日本东芝公司控股60%的英国核时代公司（NuGeneration）计划2024年前在英国穆尔塞得（Moorside）陆续开工建设三台AP1000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340万千瓦，投资约100亿英镑。拥有英国核时代公司剩余40%股权的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GDF Suez)旗下的特克贝尔工程公司（Tractebel Engineering）负责可行性研究、施工管理、运行和退役等一系列工作；西屋斯普林菲尔德工厂(Springfields facility)负责核燃料的生产。如果该报道属实，中国除了提供在我国开建的世界首批AP1000商用机组，给别人做完善知识产权的“试验田”外，似乎没有其它收获。作为AP1000机组“心脏”的屏蔽泵的关键部件，如水润滑轴承、屏蔽套材料、泵主轴材料等，因为“不属于西屋技术”而不向中方转让。一旦中美之间出点小摩擦，它们将是制裁中国的首选物项。拥有雄厚实力的日本重型设备制造企业，绝不会让这几台机组的设备订单盖上“Made in China”的戳子。在安倍当政的今日，拎着钱袋子在人后面当跟班的机会都不会给你。这时候我们再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一次讲话，会更觉震撼。他说：“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笔者认为，这段讲话一针见血指出了近十年核电发展问题的本质和症结所在。

集我国核工业创业发展60年之经验，我们深刻体会到：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性产业。核心技术拿钱是买不来的。必须坚持以我为主，自主创新。在立足自主创新的同时，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这就要求我们集中全国有限的核电研发设计力量，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科技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创新研发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机型以及其他先进核电技术等，提升核电“四个自主”的整体水平与能力，在政府主导的政治、外交、经贸、金融、设备制造等的全力支持下昂首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竞争。

3. 统一核电研发力量是核电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

 核电是核工业战略转型后新增的产业链环节，最受业内外关注。目前控股核电机组的企业是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和中电投集团。参股的企业较多。中核建集团承担着全国各种反应堆的建造。

核科技研发设计队伍原先全部隶属于核工业部。战略转型后，国家决定核武器研制机构独立，其它研发设计仍由核工业部负责。核工业部充分发扬了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体制优势，在核电起步阶段取得了很好的业绩：自主设计、建造了首台秦山核电厂30万千瓦机组，结束了我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4台这类机组成功落户巴基斯坦，良好的运行业绩深得用户好评。核工业部抽调大批技术骨干，参加大亚湾工程建设、生产准备。他们成为后来中广核集团的中坚力量。中核总集中了以中国核动力院为主的各单位精兵强将，在自主研发军用核动力建立起的技术基础上，通过“以我为主、国外咨询”，成功开发出秦山二期65万千瓦双环路二代改机型。机组运行性能一直良好，保持着二代改进型机组单位造价最低的记录。这大大增强了中核集团科技人员自主创新发展民族核电的信心。它不仅证明了我们已掌握的技术能力，更证明了真正的技术能力不是引进的直接结果，而是在自主开发基础上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后的再创新。“十一五”期间我国开建的一批M310改进型百万千瓦机组的设计也是由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为主完成的。这次该院承担自主化三代核电机型ACP1000的核蒸汽供应系统设计，在以我为主基础上，对国外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出色完成了设计任务。所有这些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通过对核电先进安全设计理念、材料、工艺的融会贯通，把它们移植到军用核动力设计上，将有助于提升军用核动力装置的战技术水平，实现军民两种同宗同源核动力工程技术共同发展、携手并进的目标。因此，正确认识核电在我国核工业中的作用与定位，自觉实践“军民融合，富国强军”的新时期核工业战略方针，坚定不移地支持军用核动力研发单位同时承担先进核电技术的研发的正确举措，理所应当必须继续下去。

由于本世纪初引进三代核电技术时，背离了核电发展“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正确方针，改为推行“全盘引进，一步跨越”，而且更加错误地提出要用引进时并未商用成熟的外国技术一统今后中国核电市场；造成三代核电国产化依托项目建设严重拖期，自主研发的渐进型三代核电技术被阻挠与拖延得无法落地验证，乃至中国核电起步30年后的今天，竟然落到“无米下锅”的窘境。最严重的后果是为了推动落实这种转变，采取组织措施，将能力本来就有限的核科研设计队伍人为分割成技术壁垒森严、很难沟通协作的三股力量。

刚从统一的核科技研发队伍中分割出来的国核技董事长，就不断在“两会”和媒体上频频发声，要统一组织核电研发设计的“国家队”。当然这支“国家队”是要统一到他的麾下。本来定位于“国家消化吸收国外引进技术平台”的国核技，不再满足于对问题成堆的AP1000技术的消化吸收，并尽快解决4台国产化依托项目，因海量设计修改和关键设备研制失利导致的工程严重拖期问题，反而要利用其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联合其它单位的研究所，通过所在地政府正式提出建议进军核军工领域。

被人为分割开的核电央企集团和核电研发设计队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自为战，根据自身技术、经济实力，制定出自己的产业发展蓝图，推出自己开发的核电品牌，也是这种体制下的必然。沿着核燃料循环产业链上扩下联，盲目交叉拓展业务领域，以形成“小而全”或“大而全”的企业结构之风盛行；试验设施重复建设以及科研成果分散封闭、交叉重复等碎片化现象屡见不鲜。实施过程中缺少必要的骨干，就用高薪去挖别人的墙角。国内企业间的差距似乎缩小了，却拉开了与国外先进水平的距离。

显然，现行的核工业体制和核电研发队伍分散设置的状态不改变，政府有关部门只致力于不同集团之间的联合开发，这种治标不治本、舍本求末的活计将层出不穷，累你一个贼死也不落好。核电发展指导思想的这些错误后果之严重，已到了非纠正不可的地步。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在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我国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是依靠这个法宝搞出来的，千万不能丢了！”。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讲话精神，集中全国核电研发设计力量，实行统一领导，明确合理分工，鼓励相互协作。对于国有资本研发经费，实行与研发任务相应的定向化管理，以实现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内的资源投入的效益最大化，有效规避不必要的重复研发和同质竞争，以及研发成果的分散封闭“碎片化”和“孤岛”现象，更高效、经济、协调地自主创新研发民族核电。恶性的内斗，只能无谓地消耗国家资源，凝聚国内研发力量，形成巨大合力，到国际上参与核电竞争一显身手，才符合国家整体利益。

4. 创新改革人才选用机制是不断壮大和研发力量的保证

另一个相关问题是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机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所有的军用核设施均部署在边远偏僻地区。交通不便、教育、医疗和公共服务设施差强人意。 特别是涉及放射性操作的工种，如反应堆运行、燃料组件制造、熱室检验和放化分析等，必须离开中心城市有相当的距离。一般采取周末回城、工作日住宿集体公寓的办法解决上下班时间过长的问题。因此给员工的家庭生活、子女教育带来诸多不便。由于军品研制单位收益，在制度上早就有严格限制，承研单位不得不用民品收入予以弥补。上世纪70年代令人称羡的保密费和放射性保健物品，如今已是微不足道的“小儿科”。

本世纪初，我国核电开始执行积极发展的政策。一些新设置涉核专业的高效、新成立的集团总部、工程公司和设计院所等，有许多技术管理岗位，亟待有实际工程经验、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人才补缺。这些人履新后，职务、薪酬、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均有很大改善。在现今的经济大潮和人员双向选择机制下，巨大的反差对于军工行业从事主要核专业的设计研发人员，尤其是多年在山沟里工作，且由于各种因素造成发展空间受限的骨干人才来说，其吸引力之大可想而知，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事先不打招呼，不辞而别投身同业竞争对手，不兑现三个月到半年的过渡期，即使在西方科研单位也不可接受。如果建立起一套合情合理的人员聘用和解聘管理机制，妥善解决人员调动产生的如脱密期与经济补偿等具体问题，或者通过上级领导机关协调处理，妥善解决事业发展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也许能使各方满意。但现实是不少个案处理得相当不理想，伤了同志间的感情和友谊，甚至影响了事业的正常发展。     

因此，应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改革军品研制单位经济效益管理机制，制定更人性化的军品研发人员聘用与解聘管理制度，以进一步调动研发人员积极性。完善人才培养、考核与激励政策，鼓励勇于竞争，提倡团队协作，开设多种成才渠道，注重人才系列化培养，特别注重在工程科研一线选拔、培养造就创新人才和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