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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年前的今天,“东方巨响”震惊世界

发布时间:2023-10-16 16:08   

59年前的今天

1964年10月16日

位于新疆罗布泊的荒漠里

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东方巨响”震惊了世界

第一颗原子弹代号“596”

1959年6月起,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并准备撤离在华的该领域专家,1959年7月,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中国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并把苏联毁约的年月“596”作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保密代号,“596”这个名字,是中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重要标志,是核工业人永远忘不了的一个代号。在当时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中,这颗原子弹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争气弹。


耳熟能详的名字,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研究原子弹并将其成功引爆这个长长的链条上,既有我们现在熟知但在当时隐姓埋名的科学家,也有千万普通科技工作者,他们是各个环节的“操刀者”、亲历者。

1958年,一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结束浴血奋战的志愿军队伍,在回国的途中突然消失了。他们要去哪里?做什么?这个问题,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他们来到的地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罗布泊。他们的司令员是——上甘岭战役军参谋长张蕴钰。在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中国核试验事业的开拓者们开始秘密施工,建设中国核试验基地。

建设者们在罗布泊西北面博斯腾湖岸边一片开满马兰花的地方住下来。罗布泊植物稀少,交通也不方便。所有能吃的,像榆树叶、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都被人们拿来充饥。就在如此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战士们用那双原本紧握钢枪的手拉起石磙,拽着它们一步一移地开辟出一条公路,并修建了简易的马兰机场。


当时给试验场区制定规划蓝图时,正值马兰花盛开。张蕴钰就提议给办公、生活区取名“马兰”,象征着部队广大官兵像马兰草那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荒漠上扎根、开花、结果……这个提议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就这样,中国核试验基地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马兰”。

1964年6月26日,一座高102米的铁塔,在罗布泊拔地而起。它是戈壁滩上最高大、最耀眼的目标,也是最鼓舞人心的目标。它的耸立激励着马兰人只争朝夕,去迎接那个伟大的历史瞬间!

这是张看似普通的照片,四个秀气的上海姑娘,从左往右分别是——王兰娣、范德娟、罗惠英和俞锡君。照片上模糊的背景,是青海湖东岸的金银滩,拍摄时间是1963年7月。这张照片是这个基地唯一的私人合影。


金银滩是哪里?“西部歌王”王洛宾的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就诞生在这里。但从1958年起,它在地图上“消失”了30多年。


1958年10月2日,王兰娣坐上了上海开往宝鸡的火车。那年她18岁,是上海第十女中的高三学生。车厢里都是不到20岁的年轻人,上海第九女中的俞锡君、罗惠英和范德娟也在这趟列车上。两天的行程后,她们来到宝鸡国营782厂半工半读。这里主要生产雷达,是国家“一五”期间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1963年7月初,她们登上了从兰州到西宁的火车,前往“一个重点工程”。出发前动员的人强调,“你们一个肩膀挑的是中国7亿人的担子,另一个肩膀挑的是全世界30亿人的担子。”抵达青海省海西州海晏县金银滩时,加厚牛毛毡搭的帐篷星罗棋布,四姐妹被告知,这里是青海221基地。


四姐妹被分配的任务是根据生产需求到全国各地订购并管理相关器材。余锡君负责基建材料,罗惠英负责科研器材,王兰娣管理化学试剂,而范德娟则是管理生产器材。她们埋首在各自的岗位,并没有察觉到自身工作的特殊性。但是她们都察觉到自己工作的特殊性,譬如领导对她们关于保密性的叮嘱,作为厂中职工也不能随意参观厂区只能坚守各自岗位。

在这片海拔3200米的高原,生活、工作条件都很艰苦。最困难的时候,每人每月只能吃半两油,24斤粮食,吃的是带麦麸的面做的馍,唯一的菜就是茄子干,不少人患了水肿。住的地方开始是地窝子,再后来是帐篷。除了夏天,不是大雪纷飞就是飞沙走石。一旦刮起风沙来,帐篷也挡不住。但当时,年轻的四姐妹并不觉得苦。


而那张唯一的合影,得益于1963年7月底的一天,当时俞锡君发现有一件设备包装破损了,便叫保卫处工作人员来拍照,准备向厂家索赔。俞锡君壮着胆子对保卫处工作人员说,“给我们也拍一张吧。”于是四姐妹有了唯一一张两寸大小的照片。

就这样忙了一年多,四姐妹也并不知道自己参与的重点工程是什么。直到1964年10月16日下午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成功爆炸,她们才知道自己参与的重点工程就是“造原子弹”。这也是王兰娣从上海出发时的决心:“国家需要我们上哪就上哪去。”


青海221基地最初的面积是1100平方公里左右,后来缩减到960平方公里。20世纪80年代末,“221”完成历史使命进行撤厂时,在这万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上,有上万名职工和家属。他们当中有工程师、留学生、产业工人,还有后勤保障人员。尽管他们的名字不像两弹元勋们在后来的岁月里广为人知,但正是他们共同的力量才汇聚成了这条“辉煌事业的长河”。

隐姓埋名的他们

1958年8月的一天,时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找到了留美归国八年的邓稼先。“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这一夜,邓稼先辗转难眠。面对妻子许鹿希的追问,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能说”。天亮后,向来不爱照相的邓稼先,走进照相馆,与家人留下了这样一张照片。就这样,邓稼先在接受了秘密研制原子弹的任务后,离开了家,离开了孩子,隐姓埋名28年。


一次实验中,他不幸受到核辐射,身患癌症。在与妻子团聚后仅一年,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终年62岁。他的遗言只有四个字——死而无憾!

邓稼先的老师王淦昌亦如此。1960年,53岁的王淦昌接受国家秘密任务,改名为王京,隐姓埋名28年。一年除夕夜,他与邓稼先在帐篷里相互敬酒,邓稼先对他说:“叫了王京同志几十年,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

女科学家王承书,提出适用于多原子气体的推广的玻尔兹曼方程,即“WCV”方程。从研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起,隐姓埋名30多年一直到去世。在她笔记的扉页里,有一张已经发黄的字条,上面写道:“在无论任何条件下,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在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于敏为了研制“两弹一星”,隐姓埋名几十年,连家人都不了解他们具体从事的工作。他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为了这一天
无数英雄与戈壁黄沙为伴
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
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奇迹


向先辈的奋斗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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