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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警钟长鸣!日本福岛核事故13周年回顾

发布时间:2024-3-11 16:43   

2011年3月11日,地震和海啸之后的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图源:Digital Globe, CC BY-SA 3.0,维基百科

导读: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是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发生的第二宗“七级”国际核能事件,也就是“最严重意外事故”。据估计,与福岛核事故相关的各种原因而死亡的人数总计达10 000人,导致撤离的核难民约15万人。

2023年8月24日,日本开始向海洋排放第一批来自福岛第一核电站的100多万吨经处理的核废水。预计这一排放行为将持续30年。日本的这一行为虽然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的支持,但依然受到了多方的强烈批评。

后续对事的调查显示,即便是像日本这样技术发达、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国家,在应对核事故时,也会出现许多混乱与突发情况。今天是福岛核事故13周年整,13年前的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本文详细回顾了福岛核事故惊心动魄的历史。

如果我们要从历史上的核事故吸取什么教训,那么首要的就是重视安全问题,提高警惕,时刻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

福岛第一核电站是日本首批建造并运行通用电气公司沸水反应堆的核电站之一。1967年7月,该核电站6座反应堆中的第一座于本州岛太平洋海岸、东京东北方向约225公里的大熊町和双叶町之间的位置开始建造。1971年3月,第一座反应堆实现并网,这对福岛县政府来说无疑是喜事一桩。自1958年起,福岛县政府就开始游说,力争在该地区建造核电站,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日本最大的民营电力企业东京电力公司(Tokyo Electric Power Company,简称东电或TEPCO)同样十分欣喜,因为福岛沸水反应堆是它冒险进入核工业领域的初步尝试。

福岛第一座沸水反应堆的总装机容量仅为460兆瓦,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到1979年10月,福岛第一核电站又建造了5座反应堆,其******率最大的反应堆总容量达到了1000兆瓦。核电站总功率达到了4700兆瓦电力,发电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可以排到第15位。1981—1986年,东电在附近的福岛第二核电站建造了4座沸水反应堆,在接下来的10年间,又在全球最大的核电站——柏崎刈羽核电站建造了6座沸水反应堆。日本需要更多的电力,东电能够承担供电的重任。
将通用电气公司的核技术带到福岛,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名嘉幸照便是其中之一。他是通用电气公司的核工程师,后来又出任一家公司的社长——这家公司后来成为东京电力公司的承包商。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名嘉幸照回忆道,“东电就将核电站的运营交给了承包商和制造商。显然,他们认为只有管理效率才是需要优先考虑的。”
不过,最大的变化是对待反应堆安全的态度。就像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气氛一样,对他们来说,完成生产目标要优先于安全性方面的考虑。
2002年,一则重磅丑闻曝光,称东电员工早在1977年就开始伪造安全报告,没有进行安全检测就提供虚假信息,还在报告中掩盖存在的问题,虚假报告的次数不下200次。东电的会长、社长和一名副社长******辞职。对此事的内部调查由62岁的公司高级主管胜俣恒久负责。调查结束后,他升任东电的社长。以思维敏锐著称的胜俣稳步升至公司领导层,于2008年从社长升任会长。
胜俣和新任社长清水正孝一道竭尽全力整顿组织,完善安全标准和企业文化。东电旗下的反应堆经历了更多次的停堆检查,清晰地表明公司渴望洗心革面、重新开始。2007年,东电管理的柏崎刈羽核电站因地震而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还发出警告,声称福岛第一核电站不符合新的抗震安全标准。作为回应,2010年,胜俣和清水建立了一个应急控制中心,可在重大地震灾害中充当应急指挥部。
但达到新的安全标准之后,东电就止步于此。根据设计,核电站能承受不超过7.0级的地震,而东电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提升核电站其余部分的整体抗震性能。另一个从未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大海啸。同日本其他核电站一样,福岛第一核电站也建在了海边,这样就不必建造成本高昂的冷却塔,能节省一部分费用。作为替代措施,他们将混凝土管道引入大海,用海水冷却反应堆产生的蒸汽,待其冷凝为水,再次供反应堆加热。但问题就在于有发生大海啸的可能性。

如同日本所有的核电站一样,福岛第一核电站设有消波块和很高的防波堤,以防海水侵入,防波堤的高度接近5.7米。不过,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Nuclear and Industrial Safety Agency)认为这还不够,并于2006年向东电发出警告,认为海啸有可能切断核电站的外部供电。2008年,东电的内部专家得出结论,浪高超过15.7米的海啸就可以越过防波堤,淹没核电站。胜俣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是决定再研究一下。“公司大部分人都认为不可能发生重大海啸。”胜俣后来说道。

对胜俣、清水及公司其他管理人员来说,他们的“研究”在2011年3月11日下午2点46分戛然而止,因为在距日本东海岸约12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发生了矩震级高达9.1级的大地震。

这次地震被称为“东日本大震灾”,是由太平洋板块和北美洲板块之间的挤压运动所致。日本恰好位于两个板块的交界处,这个岛国每年发生的有感地震接近1000次。有时候板块运动的幅度更大,比如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地震就是千年一遇的特大地震。那天,太平洋板块沉积千年之久的挤压力突然释放,并向西(也就是日本方向)一次性移动了将近40米。3分钟内,本州岛向东移动了8—20厘米,更靠近加利福尼亚,使得地轴偏移了10英尺之多(3米多一点)。此次地壳运动发生在太平洋海底以下29公里处,释放了极大的能量。这场最初测定为矩震级8.9级的地震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整个日本群岛均有震感。地震产生的震动和脉冲持续了3分钟以上。

这次地震引发了巨大的海啸。如普通的海啸一样,此次海啸有三波巨浪。第一波速度较快,但能量和破坏性相对较低;第二波威力更强、破坏性更大;最晚到来的第三波则最具破坏力。由于地震发生在日本近海距海岸约70公里处,第一波海浪不到10秒就抵达了群岛。这只是警告——速度更慢但破坏力更强的海浪即将到来!这是日本有史以来人员死伤最惨重的一次海啸,共有15899人死亡,还有2529人失踪,6157人受伤。而这次海啸中最大的“受害者”当属福岛第一核电站。

在70平方米的办公室内,56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站长吉田昌郎正在办公桌前批阅文件,并等待参加下午3点开始的大型站外活动。突然,他身边的物品开始摇晃起来。

此时是下午2点46分,第一波地震袭击了本州岛。吉田意识到发生了地震,他祈祷地震不要太严重,并试图从办公桌后站起身来,却发现即使自己紧握桌沿也很难站稳。地震由横波转为纵波后,他觉得自己最好躲到桌子底下,但震波太强,他一时间弯不下腰,只得继续抓紧桌子站着。他面前的电视机摔到了地板上,几块天花板也掉落在地。伴随着隆隆声,地震持续了5分钟——这是吉田经历过的最严重的一次地震。

地震终于停了,吉田冲出办公室赶到大厅。然而,一打开门,他发现大厅受到的破坏比他的办公室还严重。他最先想到的是厂区内的6000多名员工,还有那些要前往站外参加活动的工程师和工人。当吉田冲出办公楼时,他看到几十个跑出办公室的人正在室外瑟瑟发抖——当时的气温不到8摄氏度。他迅速赶往新启用的抗震应急控制中心,这个中心是前一年开建的,并于同年3月早些时候进行了测试。随后,他命令下属快速清点人数,查明是否有人在地震中受伤。

这是3天内发生的第二次大地震。3月9日,日本群岛遭遇了7.3级地震,自动安全系统触发后将控制棒送入了反应堆活性区,使反应堆紧急停堆,核电站没有受损,反应堆也很快重新启动了。人们希望这次依旧如此。应急小组成员刚刚在控制楼二楼集合,吉田便开口问道:“反应堆紧急停堆了吗?”“一切正常,站长,”他们回答说,“反应堆全都紧急停堆了。”他们指的是1号、2号、3号反应堆。在这个时候,他们觉得在几周前停堆换料的4号、5号、6号反应堆也很安全。

52岁的反应堆机组值班长井泽郁夫亲自监督1号和2号反应堆的停堆工作。两个反应堆机组共用同一个控制室。下午2点47分,第一波地震到来后,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反应堆的控制台上亮起了警报灯,表示“所有控制棒完全下插”。97个控制棒开始自动插入反应堆堆芯。下一步是确保冷却水仍在流向过热的反应堆,就在此时,井泽意识到发生了意外——停电了。由于地震破坏了输电线路,供电中断。于是,他们启动了柴油发电机,使控制台和设备重新运转起来。水再次流向反应堆。井泽很满意,心想:“一切都很顺利。”

此刻,井泽的主要任务是在一片警报声和闪烁的指示灯之中保持镇定。火警警报尤其令人烦躁,于是,井泽决定把警报关掉——如果警报声一直响,他就无法集中注意力。现在,他们可以在控制台上监控反应堆的运行,并分析当前的情况。恢复供水后,反应堆迅速冷却下来。实际上,1号反应堆的冷却速度太快了,他们不由得担心蒸汽会在反应堆容器中冷凝。蒸汽冷凝有可能会产生真空,致使连接反应堆的管道破裂。

一名操作员关闭了隔离冷凝器的水流,隔离冷凝器是位于反应堆顶部的冷水箱,可以在没有电力的情况下只靠重力给水,为反应堆维持3天的冷却水供应。这是防止发生冷却剂丧失事故的绝佳方案,不过前提是冷凝器必须打开。而现在,他们将冷凝器关闭了,这似乎很合理——等到反应堆冷却速度放缓时,他们把冷凝器重新打开就行了。然而,事实证明这是大错特错。不到半小时,机组再次停电,这次连应急供电都没有了,井泽和他的组员无法再次恢复供水,甚至不知道供水阀门是开着还是关着。

供电中断的原因不是地震,而是海啸。福岛第一核电站距离震中约180公里,第一波海啸到来时,核电站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下午3点27分,也就是地震发生40分钟后,第二波更凶猛的海啸袭击了核电站。不过核电站依然安然无恙,5.7米高的防波堤轻松地挡住了3.9米高的海浪。下午3点35分,第三波海啸来了。这次的巨浪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浪高超过13米,海水越过防波堤,淹没了沿途的一切。

巨浪冲垮了房屋和商业建筑,卷起并冲走了船只和汽车,未能及时察觉危险的人也殒命于海浪之中。几分钟后,反应堆厂房高高的白色围墙就被淹没在满是残骸的棕色脏水中。当时,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两名技术员恰巧在其中一个反应堆厂房的地下室中,二人再也没能返回地面。那天下午,巨浪不仅带走了残骸、汽车、设备和尸体,还使得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关键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核电站已经陷入瘫痪。

核电站反应堆和涡轮机的位置高于海平面10米以上,但包括应急水泵在内的大部分设备和装置都没有达到这个高度。最先被大海吞噬的是向反应堆冷却回路通入海水以冷却淡水的混凝土管道和水泵。袭来的海浪还灌进了存放备用发电机的较低楼层。地震发生后,输电线路受损,供电中断,反应堆供电只能依靠备用发电机。但海水随即淹没了备用发电机,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在地震后,核电站的3座反应堆紧急停堆,需要电力来维持冷却水的供应。隔离冷凝器不需要通电,仅靠重力就能运行,但在1号机组,冷凝器的水流也被切断了。

“柴油发电机跳闸了!”1号和2号反应堆联合控制室的一名操作员喊道。当时是下午3点53分。所有人都不愿相信,甚至不敢想象他们所听到的。但是真凭实据就在眼前——控制室内的灯光熄灭了,仪表盘停止了运转,控制台上的指示灯也都全都灭了。井泽喊道:“SBO!”——“全厂断电”(Station Black Out)。他连忙拿起电话,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应急控制中心。这时,一位浑身湿透的操作员突然冲进了控制室,大喊道:“我们完蛋了!”反应堆厂房里也进了海水。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次断电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涡轮机机房地下室内的应急柴油发电机被水淹了。

在应急控制中心内,站长吉田昌郎有些不知所措。“我想不出是什么原因,”他后来回忆道,“我们都没有亲眼看到海啸带来的水。”他们也从未预料到海浪会超过10米。吉田明白了当下的情况,不禁疑惑为何自己碰上了这种事。如果他们无法为反应堆供水,将会发生什么?答案显而易见:堆芯熔毁。吉田回忆道:“当时情况的危急程度远远超出了我先前设想的所有严重事故。”他补充说:“我本应感到慌张,但奇怪的是,我一边担心福岛成为下一个切尔诺贝利,一边告诉自己要保持镇静,并开始思考应对的策略。”但应该从何开始呢?

吉田首先想到的是调来发电车,恢复控制台的正常运转。他打电话给东电总部,要求尽快调派发电车到核电站。总部同意了。他还想到让消防车直接向反应堆送水,但核电站三辆消防车中的两辆都被海水淹了,只剩一辆可用。因此,吉田请求部队派一些消防车过来。与此同时,赶到应急控制中心的值班长也派出他手下的操作员前往反应堆厂房评估情况、检查设备,并准备消防车到达后可立即使用的水管。下午4点55分,第一组人员离开了控制中心,他们肩负的一项任务就是检查1号反应堆隔离冷凝器的状况,也就是已经被操作员关闭的那台隔离冷凝器。

反应堆厂房内的情况十分严峻。在1号和2号反应堆的联合控制室内,控制台上的仪表都已经失灵了。他们唯一可用的设备是个人剂量计,但读数很令人忧心。在1号反应堆厂房四楼门口附近,剂量计爆表了,第一组人无法查看冷凝器的状态,只得原路返回。唯一的好消息来自3号反应堆,这里的备用发电机依旧在发电,控制台仍可运转,操作员能够通过隔离冷凝器向反应堆内注水。然而,1号和2号反应堆的情况仍然不明。

自从到了应急控制中心的电视会议室,吉田一直忙碌着,从未起身。“我一整天都腾不出时间抽根烟或上洗手间。”他回忆道。下午5点19分,他们派出另一组人员,配备全套辐射防护装备前往1号反应堆厂房。到了6点30分,他们已经开始准备将水管和反应堆的应急堆芯冷却系统相连。虽然由于电话线路中断,沟通愈发困难,吉田依然忙着协调他手下的员工。后面的日子里,吉田还将作为主要联络人,穿梭在受灾核电站、东电总部、各政府大臣和首相办公室之间。

地震发生时,64岁的日本首相菅直人正在国会议事堂参加一场参议院会议。菅直人和他的助手们直接从国会议事堂赶往危机控制中心,这个中心设在了首相官邸的地下室内。

情况看起来不妙,不过这也不是日本近期第一次发生大地震或海啸。政府机构非常了解常规处理程序和后续处置方案,从灭火到处理倒塌房屋,再到封锁被水淹没的路段,再到照料流离失所、受伤的人们。“我们收到消息,在地震发生后,自动应急系统立即关停了福岛的反应堆,”菅直人回忆道。

下午4点55分,菅直人穿着浅蓝色防灾服向媒体发表了讲话。他表示日本东北部太平洋海域发生了8.4级的大地震,本州岛的东北地区(福岛县也位于这里)受灾严重,他向受灾的民众表达了衷心慰问,并要求公众保持警惕和镇定,继续关注由电视和广播发布的报道——他已经成立了一个紧急灾害指挥中心,由他本人亲自指挥。讲话很简短,只有四段,但有一段专门讲到核电,内容令人宽心。“至于我们的核电设施,其中一部分已自动停止运行,”菅直人说道,“目前,我们没有接到任何有关放射性和其他物质影响周边地区的报告。”

那时,菅直人还未收到有关福岛核电站和其他核设施的坏消息。不过,新闻发布会结束后不久,他就得知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紧急情况。在菅直人的新闻发布会开始前10分钟左右,东电就通知日本政府,操作员无法测量核电站1号和2号反应堆中的水位。一场核事故极有可能发生。下午3点42分,也就是海浪越过核电站防波堤并破坏备用电力供应的7分钟之后,东电高层宣布核电站进入一级核紧急状态。二级核紧急状态意味着全面紧急事故,只能由政府宣布。

菅直人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和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院长寺坂信昭那里得知了福岛核电站的状况。“应急柴油发电机无法启动,“核电站正在失控。”海江田要求首相宣布进入二级核紧急状态。

下午7点后,菅直人认为,福岛核电站1号机组的情况已经糟糕到足以宣布发生全面紧急事故,也就是“核能紧急事态”。他成立了由他指挥的核应急响应中心,并要求下属为这个新的日本“神经中枢”找一个合适的办公地点。由于对此次意外事件没有丝毫准备,工作人员只找到了一个位于一楼夹层的地下室。事实证明,这个房间虽然对核事故来说算是一个不错的避难所,但对于应急响应却不太适用,因为房间太小,只能容纳10人左右,而且只有两条电话线路。由于超出服务区范围,这里无法使用手机。房间内的电视机成了主要的信息来源,用以追踪这场迅速恶化的危机。直到第二天一早,他们才将核应急响应中心搬到位于首相官邸五层的菅直人办公室。但他们首先得熬过这一晚。

下午7点45分,菅直人的二把手——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对媒体发表讲话。他试图安抚民众,并保证宣布发生紧急事故只是一项预防性措施。他说:“目前的形势不太可能造成危害。但这种小概率事件一旦发生,影响将极其严重,因此我们宣布进入核紧急状态,确保万无一失。”不过,福岛县政府的人不相信这番说法。下午8点50分,他们自行采取预防措施——疏散反应堆周围2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居民。

枝野认为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权下令疏散。经讨论,他们决定遵循国际原子能机构更宽松的方案,即将3—5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区域划为“防范区”,疏散半径3公里范围内的居民。

下午9点23分,会议开始后不到半小时,福岛县政府接到命令,要求他们将疏散区的半径从2公里扩展到3公里,并规定半径10公里区域内的居民不要外出。大熊町约有12 000名居民,双叶町约有7000名居民,这两个町距离核电站很近,是疏散命令针对的主要对象。鉴于两地的地理位置,当地的居民和建筑也遭受了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海啸,受灾程度不亚于核电站。惊恐万分的幸存者刚刚从灾难中缓过一口气,就不得不背井离乡,躲避核辐射的危害。

他们不知道能去哪儿,只知道往远离事故反应堆的西边走。很快,疏散中心人满为患。新来的人被拒之门外,只得再次踏上拥堵的道路,继续向西边走去。

晚9点左右,首相菅直人和他的助手终于迎来了一名“了解所有核技术问题”的顾问——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班目春树,他来到了临时核应急响应中心所在的地下室,参加由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召开的会议。原子能安全委员会是一个政府机构,负责促进核能发展,并为各省各厅的涉核事务提供政策指导。

2010年,班目成为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员会的委员长。现在,他不得不面对石桥所警告的那类事故——外部输电线路和应急发电机均无法供电,导致冷却剂丧失的事故。他试图保持乐观的心态。“现在的情况并不像辐射泄漏至外部大气那样严重。虽然供电存在问题,但核链式反应已经完全停止了,”他对政府官员说,“剩下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冷却反应堆。”不过,问题是该怎么做。东电的代表武黑一郎此时也被叫到了首相官邸,班目问他:“让我想想,核电站地下室应该有两台应急柴油发电机,对吧?”武黑一郎答不出来,班目也无法与东电总部直接联系——他们都是通过房间外的一部电话传达信息的,班目要求的传真机要两天后才能装好。

班目发现核应急响应中心集结的团队连福岛核电站的蓝图都没有,不由得勃然大怒。急需的蓝图副本没拿到,而且因为没法使用手机,取得这份文件也并不容易。想要和应急响应中心之外的任何人沟通,他就必须先离开房间。原子能安全保安院隶属经济产业省,未能提供文件和信息说到底是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的失职。“没有手机,我们就完全孤立无援了,”海江田嚷道,“我们到底要如何收集信息?”

主持会议的内阁官房长官枝野问班目:“如果情况没有好转,会发生什么?”枝野陈述了对所有略懂反应堆的人来说都显而易见的结果:“如果我们仍旧无法向反应堆注入冷却水,燃料棒就会暴露,对反应堆堆芯造成损害。”围着桌子坐成一圈的专家们一致认为,现在的第一要务是重新连通输电线,让水泵恢复运行。没有电,反应堆就无法获得冷却水,而完成这项任务看起来并不容易。枝野继续提问:“如果我们无法释放热量,该怎么办?”“那我们就必须给反应堆容器排气。”班目回答。东电的代表武黑一郎也同意这个看法。给反应堆排气意味着辐射将泄漏到空气中,因此班目和武黑表示,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采取这一措施。现在,他们重点关注的是如何让水泵尽快运转起来。

枝野在地下室集思广益寻找解决方法,实际上却切断了他与外界的有效联系;另一边,首相菅直人正在五楼的办公室里打电话,努力将电和水送往受灾的福岛核电站。应核电站站长吉田的要求,东电调配了其他核电站的发电车赶往福岛第一核电站。但道路已被地震和海啸损毁大半,发电车遭遇交通堵塞,不得不绕路行进。晚11点左右,终于有一辆东电派出的发电车抵达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接着,又有三辆日本自卫队派出的发电车抵达。

在发电车抵达之际,站长吉田却又受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击。在发电车的帮助下,操作员测得了反应堆钢制安全壳内部的压力读数,吉田刚刚感受到的一点宽慰立刻消失无踪。他惊惧地看到压力读数已经超过了安全壳设计的最大限度。晚上7点左右,由于没有供水,反应堆内部的铀燃料包壳已经开始熔化,加大了安全壳内的压力。必须要赶在安全壳爆炸之前把压力释放出去。因此,需要尽快给反应堆排气。

吉田命令员工们做好准备。“虽然有可能遭受核辐射,但我想拜托你们去现场手动操作。”他这样对操作员们说。不过,排气的决定权并不在吉田手中。3月12日,危机发生的第二天,凌晨0点30分左右,他通知东电总部需要给反应堆排气。东电批准了,但公司高层也想得到政府的同意。于是,排气的请示被送到了位于首相官邸的核应急响应中心。

凌晨1点,在首相官邸地下室的夹层房间内,菅直人召开了核应急小组会议。应急小组得到了这样的信息:“如果反应堆内部的温度继续升高,10小时后将引发反应堆堆芯熔毁。现在的情况极其严峻。”班目建议给反应堆排气,他在会议上说:“为了确保反应堆安全壳容器不受损害,有必要采取措施释放内部压力。”据他们当时的估计,1号反应堆内的水位仍比燃料棒高出一米,这表明排气不会释放出太多反应堆内部的放射性物质。然而后来证明,他们的估计是错误的。官员们没有扩大疏散区,就决定执行给反应堆排气的操作。

反应堆排气的时间定在了凌晨3点,留出了做好必要准备的时间。然而,事实很快就证明政府和东电操之过急了,反应堆排气还没有开始,这惹怒了首相官邸地下室中的政府官员。

凌晨5点左右,菅直人再次离开了五楼办公室,前往夹层中的核应急指挥部。内阁官房副长官福山哲郎对推迟排气工作十分不满,他对菅直人说:“首相先生,反应堆排气尚未开始。”早些时候,班目和其他专家向福山解释了推迟排气的原因——由于断电,反应堆内部的蒸汽无法自动释放,而由于1号反应堆附近的辐射水平不断上升,手动排气对工作人员来说太过危险。“如果我们一直无法给反应堆排气,会发生什么?”菅直人问班目,“爆炸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班目的回答让人颇为揪心:“不是没有可能。”首相意识到现在的情况比几小时前更糟糕。凌晨5点44分,在首相的指令下,疏散区的半径从3公里扩大到了10公里。

早上7点15分左右,穿着防护服和防护靴的菅直人抵达了核电站,随行的助手和顾问有12人。东电的副社长武藤荣告诉菅直人,还需要4个小时才能开始给反应堆排气。“4个小时?我们等不了这么久!再快一些!”菅直人要求道。吉田打圆场说:“我们一定会给反应堆排气的,即便要组建敢死队,我们也不会犹豫。”菅直人终于冷静了下来。他后来回忆道:“那时,我就知道吉田是能够跟我一起战斗的人。”

上午9点过后不久,刚得知中央政府指定区域内的居民已疏散完毕,吉田组建的“敢死队”就来到了1号反应堆厂房。敢死队分为两组,每组两人,都穿着防护服和防护靴。第一组操作员来到反应堆厂房的二层,确定了相应的阀门,并把它打开了差不多四分之一。这时,剂量计显示他们必须离开了。他们在厂房停留的10分钟内,吸收的辐射剂量达到了2.5雷姆(25毫希沃特),相当于年辐射剂量上限的四分之一。第二组操作员来到地下室,打开了第二个关键阀门,但他们的剂量计读数瞬间升至90毫希沃特/分钟以上,他们不得不折返。即便如此,其中一名操作员吸收的剂量也超过了10雷姆(100毫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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