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院士）半个世纪的坚守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核集团“快堆”首席专家徐銤

4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鲜为人知的理论研究。2011年7月21日，中国首个快中子反应堆中国实验“快堆”并网发电成功。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快堆”专家团队，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就是中国实验“快堆”总工程师徐銤。在“临界”一刻，两行热泪顺着他的眼角滑落因为这辉煌的背后是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坚守。

执著坚守　自主创新

北京西南郊的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记者见到了身着蓝灰工作服的徐銤院士，他一头白发却精神矍铄。问到那一刻的辉煌，74岁的徐銤淡然一笑：“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不能有丝毫懈怠。”

在一个明亮、宽敞的穹顶结构建筑内，徐銤带记者参观并耐心地讲解。“你听，这个‘嗡嗡’的声音，就是泵在转动，24小时不停。”在反应堆中央大厅，徐銤院士放慢脚步，仿佛陶醉在机器的运转声中。

 “快堆”是世界上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的首选堆型，也是中核集团继二代三代核能技术研发之后，在四代核能领域自主创新取得的新突破。“快堆”形成的核燃料闭合式循环，可使铀资源利用率提高至60%以上，也可实现放射性废物最小化。

 “与前几代核能系统比，‘快堆’的安全性好、废料少，优势十分明显。虽然我国在发展“快堆”方面比一些发达国家晚了一步，但我们在学习国外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在管理方法、安全性上都有提高。”徐銤说，由于“快堆”采用了先进的非能动事故余热排出系统，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的堆芯熔化事故，在“快堆”身上不会发生。

作为总工程师，徐銤带领着团队，从预先研究、概念设计、初步设计、施工设计及建筑、安装调试，一手缔造了中国第一个“快堆”。长达11年的建设过程中，他们先后完成设计文件5000多册，调试技术文件600多册，运行维保规程600多册、各类研究报告1200多个，开展设计验证近53项，调试试验1000多项……

目前，实验室拥有16个建筑子项，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拥有系统200多个、设备7000多台套。

作为一个全新的重大科学工程，徐銤和他的科研团队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并加强国际合作，取得了以钠工艺为代表的一批自主创新成果，申请了百余项专利，设备国产化率高达70%，为我国“快堆”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0年7月，中国实验“快堆”首次临界，被两院院士评为“2010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历经艰辛　矢志不渝

1961年，徐銤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分配到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4年后，他第一次听到了“快堆”这个概念，从此与这个崭新的领域连在了一起。

1970年，徐銤参加了我国第一个“快堆”零功率装置东风六号的启动实验。“我忘不了那一天，6月29日，夜里11点多，恰好轮到我是值班组长。‘快堆’装置实现了临界。当时，我和大家一起鼓掌庆祝，场面激动人心。”然而，这次“零的突破”以后，“快堆”的研究陷入了困境。1971年，由于国家建设需要，“快堆”研发队伍来到了“三线”四川夹江。科研环境十分艰苦，不仅缺少经费，连存放实验材料的房间都十分潮湿。科研进展艰难，很多人纷纷选择了离开。

 “在我国科研经费匮乏、高浓铀十分紧缺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曾特批50公斤高浓铀给我们做实验。每当想起这段往事，我总感到心里沉甸甸的。如果不取得像样的研究成果，我是不会离开的。”回忆起这段时光，如今已经年过古稀的他，禁不住眼眶湿润了。

一晃16年，从而立之年等到了年近半百，徐銤始终没有离开，而是安心做研究，学习有关专业知识。

1986年4月，一阵春风送来了“863”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快堆”技术的发展也迎来了转机。在“863”计划支持下，“快堆”项目开始了预研研究。1995年12月，作为“863”计划能源领域发展计划重点项目，中国实验“快堆”由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联合批准立项。此后，“快堆”事业的发展终于走上了快车道。这个由科技部、国防科工局主管，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组织，并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具体实施的重大科学工程项目，于2000年5月开工建造。

那一年，他已63岁。与他并肩战斗了40多年的老同事、“快堆”工程部原副总工程师陈逸少说：“徐銤像一个小伙子般干劲十足。为了尽快完成实验‘快堆’的建设，他不断创新、反复论证，克服了工程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作为团队的‘领头羊’，我们都很服他。”

学者风范　朴实无华

在2011年中国工程院新增选院士中，徐銤虽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但他淡定的笑容和平静的语言中，却总蕴含着一种积极奋进的力量。

 “我的名字中的‘銤’是元素周期表第76位元素。这个名字最好，有金有米，不愁吃穿。所以我大半辈子吃住在单位大院，什么都有。”徐銤笑着说。

其实，这个距离北京市中心40多公里的研究院，交通并不方便。与实验室敞亮的大楼、崭新的仪器不同。家属区里，一栋建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灰色“板楼”显得十分简陋。徐銤的家就在这里，一套使用面积不足60平方米的房子。

他身旁的年轻人说：“徐老师现在还骑自行车上下班，单位派车他不要，让别人都看不过去。”一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最近经常有人参观访问，所以我们特意给他买了一件质量好点儿的白衬衫，结果他非要把钱还给我们。”

 “他对人和蔼可亲，但工作上十分严格。”“快堆”工程部总经理助理吴纯良说，“十几年来，每天早上8点，我们要在早餐会上见面。他严谨、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让我们不敢有一丝懈怠。”

在徐銤的感召下，一大批年轻人拒绝了外面高薪的工作，留了下来。从2000年开始，“快堆”团队开始大胆起用年轻干部，总经理36岁，副总经理29岁。徐銤始终把培养人才、提携后人视为责任，带出了一批500人的“快堆”队伍。

 “我的母校清华大学有个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我是1961年毕业的，今年正好工作了50年。”他自豪地说。

 “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一件事，还没做完。”徐銤说，“虽然遇到不少困难，但从未动摇。能够从事一份对国家有益的事业，见证它从无到有，是我的幸运。”（顾瑞珍、赵琬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