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第二十届太平洋核能大会在京举行。期间的第一场专题论坛就聚焦在核聚变领域。

众所周知，为推进核聚变研究，早在1988年，美、苏、欧、日共同启动“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旨在集全球之力攻克人类能源问题的“终极关口”。2006年12月21日，中、欧、印、日、韩、俄、美七方在法国巴黎签署ITER联合实施协定。2007年10月24日，ITER国际聚变能组织（简称ITER组织）正式成立，ITER计划进入装置建造阶段。可以说，ITER计划是受控核聚变由实验室走向工程实践的关键一步。

对于核聚变研究，欧盟一直寄予厚望。身为ITER计划的执牛耳者，欧盟承担了该计划约50%的任务额度，同时，其也为自身的核聚变研究度身定做了详实的技术发展“路线图”。基于此，可以说，欧盟的核聚变研究现状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球核聚变研究的走向。第二十届太平洋核能大会期间，记者特别采访了欧盟聚变联盟(Euro-Fusion)负责人多纳先生（Mr. A.J.H Donne），了解当前国际核聚变研究领域的一些最新进展。

一张与ITER计划相互交织的欧盟聚变研究“路线图”

记者：对于核聚变的研究，您在论坛演讲中反复提及了核聚变发展“路线图”这一概念，请您详细阐述一下这幅“路线图”？

多纳：欧盟核聚变发展“路线图”以2050年实现聚变发电为最终目标，基本分为两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建造ITER，第二阶段是打造欧盟自己的示范堆。我们打算在ITER建造的同时，开始设计欧盟核聚变示范堆的设计工作；ITER运行后，借助ITER的经验与成果，着手建造核聚变示范堆。

这张“路线图”集中了欧盟中所有国家相关研究者的智慧，它制定的过程非常******，欧盟的主要实验室都参与其中，讨论路线图的主要因素，包括为了实现聚变放电这个目标所需要做的各项工作。

当然在过去几年的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份“路线图”并不是一份一成不变的规划，而是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中。比如，与日本共同合作的国际热核聚变材料辐射装置(IFMIF)的进度比预期要慢一些，我们就决定在今年或明年做出一些调整，探讨其他方法的可行性，各个实验室提出的方案五花八门，我们在讨论，希望从中选取最可行的。这就像导航一样，中间遇到一些问题，堵车或走不通就要调整一下方向。总之，为尽快达到最后的目标，要不断地调整。

但要强调一下，“路线图”的调整不是革命性的，而是持续更新的过程。

基于“27国、100多所高校、27个实验室”的欧盟聚变联盟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欧盟聚变联盟的管理问题。2014年，欧盟成立了您所在的这家机构——欧盟聚变联盟，旨在整合欧盟内部聚变研究力量，强化对于“路线图”的执行。您能否介绍一下它的作用和意义？

多纳：欧盟聚变联盟是欧盟27国、100多所高校、27个实验室建造的一个共同体，主要目的是开展跟ITER相关的一些技术方案，同时也负责欧盟核聚变示范堆的基础设计。但是，我们并不负责ITER和欧盟示范堆的具体执行。当进入到工程阶段后，我们会把聚变最新研究成果、示范堆相关理念呈交给ITER计划欧洲执行机构——欧洲聚变能组织（F4E），由他们和欧盟相关工业界进行相关交流，完成ITER和欧盟示范堆的建设。

记者：欧盟聚变联盟成立之后，管理层面主要产生了哪些变化？

多纳：在过去的管理体系中，欧盟委员会和单一的国家签署双方合同，由各国投入核聚变研究经费，20%来自欧盟，80%是自筹。实验室可以自由从事感兴趣和认为与核聚变能源相关的实验和工作，不一定以ITER项目为先。

在新的管理体系中，欧盟和单一国家的双边合同取消了，欧盟在聚变领域的研究经费都拨给我们，由我们根据欧盟核聚变发展“路线图”，按照研究的优先顺序来决定哪些实验室可以获取经费。各实验室之间，既是竞争又是合作的关系。这样，更加整合了实验室的资源，让他们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去进行一些项目的研究。从中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核聚变“路线图”的执行力得以加强。

记者：欧盟聚变联盟成立近两年来，研究工作取得了哪些进展？

多纳：成立以来，我们在核聚变材料研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致力于提高聚变相关材料的性能，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比如，我们一直在和纺织业界做一些接触，希望用钨这种材料提取一些纤维，并在其中加入铜等元素来提高材料的抗热等性能。

此外，我们在如何提高氚的产量方面也在加强研究的力量。氚是聚变堆里十分重要的燃料，每年的聚变研究约需要100公斤的氚。而目前，加拿大坎杜堆产出的氚仅为25公斤，产量非常少，远远不够研究所用。所以在托克马克装置里如何通过包层系统增值氚，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我们仍然不断在调整研究方案和方向，应该说，整体来看，各项工作开展都还比较顺利。

位列多米诺骨牌之首的ITER项目

记者：在您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欧盟的核聚变研究和ITER项目的进展彼此交错咬合、密不可分。参与该计划的7方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他们而言，ITER计划与其本国核聚变研究的紧密程度，也都和欧盟的情况类似吧？

多纳：确实如此，ITER计划至关重要，它是受控核聚变由研究走向实用的关键一步。

记者：那么，如果ITER计划不成功，是否意味着欧盟现在的聚变研究方案也就成为了没法完成的任务？对其他参与国，甚至整个世界的聚变研究来说，是否也是如此？

多纳：可以预想，若该项目不能成功，那么参与人员就要重返实验室从基础研究重新开始，但各方也再不可能投入同样大的人力、财力，重新建造一个ITER，计划就会陷入无限期的搁置甚至停止。对这个计划而言，我们是必须成功，没有退路的。当然，作为核聚变领域的研究者，多年的经验让我对ITER计划是有充足信心的。

如果ITER没有成功，打击当然是沉重的，但是，通向成功的道路并不是唯一的。在核聚变能源研究领域，除了ITER，我们还有其他的构想，即使ITER最终未能建成，对于其他的构想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记者：目前，ITER计划的一些项目出现了拖延的情况，对于这个计划的管理颇有一些微词。那么，您认为，ITER计划在执行时存在哪些问题呢？

多纳：虽然各参与国文化、背景不尽相同，但是所有参与国目标一致，且ITER组织有着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ITER机构现任总干事自去年上任以来，对工作方式和组织结构也重新进行了调整，把高层集中起来进行决策，从而更利于项目的执行。希望在新的总干事领导下，ITER项目能取得更好的进展。

在实际的运行中，该计划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个人认为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ITER的组建机制给任务造成了一定困扰。ITER组织负责计划的运行，但是它本身没有经费预算，所有的经费都来自七个成员方的贡献。这样，ITER组织在向各成员方供应商提出任务要求时，就会存在部件发布方和制造任务承担方之间的博弈。比如，该组织提出一个部件设计要求，制造商很可能会认为成本过高，与它进行讨价还价。

二是ITER任务分配方面存在问题，经常是几方共同承担同样部件的制造任务，由于工作接口过多，也会使工程变得更为复杂。比如，ITER项目中，真空室所用线圈由欧盟和韩国共同承担制造，为使两国制造线圈的材料保持一致，避免因材料构成细微差距出现变形的问题，就要不断进行工作的对接、讨论，从而增加了工作的复杂性。

我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新的协调机构，把经费交由该机构进行分配，该机构具有一定的自主决策权，同时也对其进行一些限制，这样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经费。同时，各成员国之间应该进行知识和信息的共享，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成本，减少不必要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