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污染区食品惊现中国：很多你们爱吃的都在列”“涉嫌销售日本核污染食品的网上商家初步统计已达13000多家”……随着央视“3˙15”晚会的曝光，日本核污染区食品安全事件持续发酵，引起一片哗然与恐慌，连外交部都做出回应，“请日本别危害他国民众健康”。

随后有涉事商家回应食品标示的是注册地非产地，甚至还得到有关部门的排查确认。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令人难辨。

而追根溯源，还是因为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导致福岛核事故发生，临近福岛的相关海域、土壤均遭受威胁，美国、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为确保食品安全，纷纷出台相关法规或条例限制涉及福岛及周边地区生产、加工、运输相关食品等进入其境内；国家质检总局也发布44号公告，禁止进口日本核泄漏地区福岛县、群马县等12个县的食品、食用农产品和饲料。

日本福岛核事故曾极大地刺激了公众的恐核心理，不少人“谈核色变”，对核电发展存在担忧和恐惧，如今这一次来自核污染区的食品安全危机，再次将核电推上风口浪尖。

关于核电的争议一向巨大，世界各国对核电问题的态度冷热不一。

欧盟内部，德国毅然“弃核”，于2022年前关闭国内所有核电厂，而法国坚持“挺核”，共有19座核电站，拥有58座运转中的反应炉，74.8%的电力来自核能；

俄罗斯则忙着四处谈合同捞核电项目；

美国的清洁能源战略计划中，到2030年美国80%的电力将由包括核电在内的清洁能源提供；

而印尼、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等小国都表态不愿意放弃核电发展；

海峡对岸的台湾核四项目遭到民众强烈抗议而停工，沦为烂尾工程。

就中国而言，中国也存在着相似的争议，尤其福岛核泄漏发生后，国务院出台核电“国四条”，暂停审批核电项目。核安全的再审视，加之社会舆论的反对声使得中国核电项目一度停摆。但随着福岛核泄漏影响的沉寂，中国核电事业再次迎来春天。

目前中国有35台在运核电机组，未来10年内，中国每年将至少建造6座新核电厂，也就是说，总共将要建造60座新核电厂，将超法国成世界第二大核电国。

结合近年来的“五年规划”作纵向比较，能源政策导向上的变化就更加明显。从规划阐述不同能源品类的顺序上看：

很明显，煤电的地位和角色变化最大，而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发电成本下降，风电、太阳能的地位显著上升，核电的排位一直相对稳定，这表明在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中，核电始终被寄予厚望。

从规划中对核电的具体阐述，可以清晰地看到核电发展规划的变迁：

十一五

积极推进核电建设。重点建设百万千瓦级核电站，逐步实现先进压水堆核电站的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营自主化。加强核燃料资源勘查、开采、加工工艺改造以及核电关键技术开发和核电人才培养。

十二五

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重点在东部沿海和中部部分地区发展核电；（能源建设重点中提到）加快沿海省份核电发展、稳步推进中部省份核电建设，开工建设核电4000万千瓦。

十三五

以沿海核电带为重点，安全建设自主核电示范工程和项目；(能源发展重大工程中提到)建成三门、海阳AP1000项目。建设福建福清、广西防城港“华龙一号”示范工程。开工建设山东荣成CAP1400示范工程。开工建设一批沿海新的核电项目，加快建设田湾核电三期工程。积极开展内陆核电项目前期工作。加快论证并推动大型商用后处理厂建设。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加强核燃料保障体系建设。

事实上，核电问题牵动着各方的神经，其背后的争议却远不是“核”去或“核”从那么简单。

核电争议来源于三方面的不断权衡。

一是能源选择的进退维谷。

如果说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带来的环境恶果和能源危机是长期伴随的慢性病，那么核能带来的风险则是毁灭性的急性病。三哩岛等事件后的“核科技反思”颠覆了核电“高效清洁”的形象，核电产生高达约七成的“废能”排进海洋会加剧温室效应。

由此引发的反核浪潮导致美国近二十年的核电产业萧条，可伴随着“无法承受之能源价格”的继续攀升（石油价格从2000年的每桶20美金到2008年的每桶140美金），美国能源部启动“核电2010计划”，这才标志着核电商业的转机。由此可见，无论急性还是慢性，既然都是病，民众陷入选择痛苦自然不奇怪。

二是国家战略之纠结。

两次石油危机后，世界各国都将能源安全提升至战略层面，不仅仅是保护国内能源的明面需求，更是暗藏着为核武进行道德掩护的算盘。

然而，这类国策往往不被民众出于安全考量所接受，默克尔在德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放弃核能，这一决议自然削弱了德国作为制造大国的实力。

三是政经利益之纠葛。

政治上，能源问题甚至成为外交手段，台湾就是一个典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跨国资本早已深入台湾几乎所有大型公共建设，夕日的资本输入换来今天的政治影响。

而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建设核电站不仅是能源危机的重要对策，还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产出。作为世界上核能利用第一的法国，也是世界第一的电力出口国，每年为法国创收30亿欧元。

然而，中国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压力，倒逼核电不得不上。

1、绕不过去的“环保坎”。

中国多地成为“雾都”，而中国要根治雾霾问题最快需要15-20年。至此，“减煤治污”成了硬指标，2017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要控制在44亿吨标准煤左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14.3%左右，天然气消费比重提高到6.8%左右，煤炭消费比重下降到60%左右。由于核电产生的即时污染远远低于煤炭，此消彼长之下，核电填补煤炭缺位顺理成章。

2、发展核电是复杂外部环境逼迫所致。

国际上，民用与军用之间的转化率相当之高，以美国为例，90%以上军品都由民营企业生产。即便是受“和平宪法”制约的日本亦是将军工巧妙隐藏于民企，比如日本东芝早在2006年就收购了美国西屋电器大力发展核能。

可见，寓军于民乃是大势所趋。更何况，近年来东海、南海局势频频陷入紧张，核实力成了国家间博弈的重要筹码。因此，大力发展核电产业对中国具有现实的战略意义。

3、核电是代表未来的产业。

核电产业生命周期长（40年至60年），前期投入后产生的长期利益巨大。就固定资产投资而言，长周期、高收益的核电将会是投资拉动的重要替代。从核电站数量来看，目前运营中的核电站总共12家，从业者已达数十万，可以预见，在建28家、拟建25家核电站对于解决就业的能量不容小觑。

但最大的问题是核电的“邻避难题”，核电站的区域布局正陷入两难选择。建设沿海核电站，虽然符合侧重发展沿海经济的国策，但从地理位置来看，沿海核电站时刻面临着天灾人祸的风险：沿海地区频发的地震海啸，甚至于局势动荡引起的战争可能，都会即刻将沿海核电站暴露在危险之下。

至于发展内陆核电站，一旦发生核事故，由于人口密集带来的伤害无法想象，放射性物质对水源的污染沿长江而下，更是关乎几亿人的生命安全。

综上环境保护、国防安全和经济效益等各个因素，中国核电发展动力强劲。整体考量目前核电技术的发展速度和核电站的建设规模，首当其冲的是产业放开后带来的核电装机容量将飞速提升。但从核电占比来看，未必跳跃式上升。

目前中国有35台在运核电机组，共计3360万千瓦，在全国各类电力装机中的占比仅约2%。而美国、俄罗斯、英国、韩国等主要国家的核电装机比重都超过9%，最高的达到24%，这些国家均把核电作为基荷电源，多年来的核电平均利用小时数均在7000小时以上，有的甚至超过8000小时。

据统计，2016年，我国核电机组按发电能力可生产2428亿度电，但由于各种因素限制，实际完成的计划电量1829亿度，参与市场交易消纳137亿度，总计损失电量462亿度，弃核率达19%，相当于近7台核电机组全年停运。

加之民意平衡和“核安全观”的提出，核电产业在以上几个变量的互相作用下，出现“大跃进”式的概率极小，也很难出现欧盟式的绝对“去留”，更可能在两个极端间寻找合适国情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