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陆核电争议

中国核电的发展一直都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为了去的核电的进一步发展，国家有意将核电建设深入到广大内陆地区，但在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之后，舆论界的担心开始加重，并发出了“中国真的需要内陆核电吗”和“一旦出事怎么办”是两个最响亮的质问。

支持者认为内陆核电与沿海核电并没有本质区别。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张华祝认为，目前中国内陆核电的发展不是受制于安全问题，而是公众对内陆核电的接受度问题。从全球核电的发展实践来看，内陆核电与沿海核电没有区别。全球50%的核电站都建在内陆，尤其是美国和法国这两个核电大国，美国内陆核电站占全部核电站的61.5%，法国则占到69%。它们半个多世纪的运行实践证明，内陆核电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对环境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在福岛核事故之前，对内陆核电提出质疑的不多，但福岛核事故给公众造成了思想上的阴影。张华祝认为，中国有望在“十三五”期间开始内陆核电建设。

反对观点认为，内陆核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亦楠对内陆发展核电提出质疑，她的论点包括：第一，作为AP1000升级版的CAP1000需要要经过工程验证、确认是成熟可靠机型后才能推广。实际上AP1000机组一直是“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的“三边工程”，且已陷入“设计难以固化、成本难以预计、风险难以承受”的困境中。

第二，我国2006年高价引进、原定于2013年投入商运的三门和海阳AP1000核电站，在设备工程耐久性试验、鉴定试验、系统调试都从未进行的情况下，无法保证“60年免维修”、“内陆核电站安全性有保障”的承诺。而且2011年西屋公司推出比中国AP1000安全标准高的升级版AP1000在英国投标时遭安全评审出局。

第三，国际核电界已认识到“概率安全评价方法不宜单独用于确定性决策判断”，而我国核电界及相关研究机构目前仍然只讲两个主观概率参数，并作为“三代核电比二代安全性提高100倍、内陆核电安全性有保障”等“确定性决策”的依据。

第四，大气弥散条件是内陆核电选址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美国内陆核电厂址年均风速均>2米/秒、年静风期不超过1周，而我国湘鄂核电厂址年均风速≤2米/秒、年静风期分别高达60天和29天，非常不利于核电站正常运行时放射性气载污染物的扩散，容易形成“核雾霾”。

第五，我国没有“事故情况下放射性气体通过降雨流入江河湖泊”的应急预案。福岛核电站至今也控制不住核污水以每天400吨的速度增长，场区50多万吨核污水早已堆满为患，不得不排向大海。我国内陆核电安全论证严重低估了核事故的复杂性：既没有可信可靠的技术措施证明核污水如何“封堵控”，也没考虑“放射性气体逸出厂区、通过雨水进入地下和江河湖泊”的应急预案。

第六，“内陆核电安全论证”绝不能抛开核废料处理和核电站退役这两大“世界性天价难题”。最近几年美国频频发生核废料泄漏，事故处理耗资惊人且时间漫长，国际核电界不断呼吁“核电发展前提是想好核废料如何处理，否则这个问题终会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

大力发展核电争议

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对核电质疑之声渐渐褪去之时，中国重启了核电建设的步伐，从实际规划来看，可以说是即将大力发展核电，于此之时，是不是要大力发展核电的争议再起。

支持者认为国家经济与环保事业需要大力发展核电。原能源部部长黄毅诚表示，核电技术一直在进步，现在的核电站在安全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进。我国现在运行的和在建的核电站，都能做到安全运行。而且第三代核电站是智能堆，运行更为安全，都不会出现反应堆熔化、放射物质外泄这样严重的安全事故，可以做到万无一失。退一万步讲，假如出现了反应堆熔化、放射物质外泄事故，由于我国的核电站都建有比30多年前美国三哩岛核电站更安全更坚固的安全壳厂房，完全可以把放射物质屏蔽和封堵在安全壳厂房内，可以像美国三哩岛核电站那样，虽然堆芯熔化了，但放射性物质没有泄漏出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认为，核电在保障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环境污染方面均有重大意义。一千克铀-235全部裂变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700吨标准煤燃烧释放的能量;一座核电站一年产生的二氧化碳，仅是同等规模燃煤电站的4.6%。

据统计，目前全球运行的核电机组为全世界提供16%的电力，核电已成为很多国家电力供应的主力军。法国每10度电中，约有7度来自核电;美国20%的电力供应来自核电;日本、韩国等国，核电在电力供应中占据了1/3的份额。我国早在几年前就已成为全球第一的能源消费大国，但核电在电力供应中仅占1.7%。“

核能是清洁、安全、绿色的能源，福岛核事故改变不了核能的优质能源属性。作为一个人口众多、能源和环境问题十分突出的国家，发展核能是解决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核工业界应在充分研究和吸取福岛核电站事故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将核电站的安全提高到更高水平。”

反对者的观点认为，核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安全与必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亦楠的反对观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发达国家建设了很多内陆核电站”、“世界核电比重如何”、“美国密西西比河沿岸如何”等说法，完全忽视了发达国家对核电看衰、要逐步减少核电比重，甚至弃核的最新动向以及国际社会抵制核污染的高涨呼声。比如，美国1979年三里岛事故后至今未建一座核电站，虽然这35年来美国几度陷入经济和就业低迷，但从未把核电作为刺激经济增长和拉动就业的手段。德国在日本福岛事故后坚决“弃核”并着手进行能源大转型。

第二，发达国家是在清洁廉价的水能资源基本“吃干榨尽”(法国水能开发程度92%，日本和英国90%，美国82%)，而风能太阳能还未成熟的情况下，才选择了核能。然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早已今非昔比，技术进步使其成本已低于核电(算上核废料处理和退役成本)，而且还有成本进一步下降空间。德国正在着手“以风能太阳能决定一切”为基本理念的能源大转型，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亦然，虽然具体情况不一，但无一例外地有个共同点——保障能源安全都是尽可能地转向技术难度更小、环境代价更小、建设周期更短、成本也并不比核电高的能源品种。

第三，“挺核”派只看到核能低碳、高能量密度的优点，并直接把“低碳”和“绿色”画上等号，而完全忽视核事故的极端严重后果、核事故处理的极端复杂性、核废料处理和核电站退役的难度及高昂成本等重大缺陷。如果说重大核事故只是小概率的极端恐慌事件，那么核废料污染则是难以卸掉的危险重负。迄今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绝对安全、永久处理高放射性核废料的方法。用更棘手的核废料污染来解决雾霾和减排压力，无异于“饮鸩止渴”。

结语

可以说，中国核电每一次发展与推进都牵动着国人的心，不只是因为其低碳、高能量密度的优点将对国家能源结构带来的巨大改变，更因为其所带来的安全担忧引起了民众的极端恐慌。目前来看，中国核电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这四大争议，都没有真正尘埃落定，尤其是内陆核电之争与大力发展核电之争。

今后，中国核电将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并以何种方式安抚民众敏感的安全神经，只能说还需时间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