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定位是确定适用范围的基础。《核安全法》适用范围的确定也需要从《核安全法》的整体定位来考虑。我们认为，《核安全法》应该作为我国核安全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换言之，《核安全法》应该覆盖我国整个核能核技术利用领域，对核安全的基本目标、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作出规定，从而使其作为构建核安全法律体系的基石。主要基于两点理由：

　　首先，将《核安全法》定位为核安全领域基础性法律是核能核技术利用发展的现实需要。核能利用方面，我国目前核电运行和在建机组总数居世界第4位，根据新的核电发展规划， 2020年我国核电机组总数将达90台，跃居世界第2；核技术利用方面，共有6万家持证单位，在用放射源近10万枚，射线装置近12万台，缺失一部全面规范核安全的基础性法律，无法适应核能核技术利用大发展的形势需要。我们看到，虽然不同国家的核安全立法模式不尽一致，但是主要的核电国家都制定了核安全方面的基础性法律，或核安全法或原子能法。比如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在原子能法中规定核安全的基本问题；法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家专门制定核安全法来规定核安全的基本问题。这些核安全方面的基础性法律为各国核安全领域最重要的法律，为其本国核安全法律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

　　其次，将《核安全法》定位为核安全领域基础性法律具有充分可行性。一方面，我国是参照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标准系列而形成核安全法规体系，而IAEA《安全标准》将其适用范围分为7个部分，即铀矿冶、核动力厂、研究堆、核燃料循环设施、废物处理处置设施、核技术利用、放射性物质运输，覆盖了核能核技术利用整个领域。另一方面，国家核安全局成立30年来，经过多年机构调整，目前已实现了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职能的统一。我国既然要专门制定《核安全法》，也应该将其定位为核安全领域的基础性法律，理论上，其适用范围应该覆盖核能核技术利用领域中，一切与电离辐射危险有关的设施和活动，并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存在下的《核安全法》适用范围

　　确定《核安全法》的适用范围还必须处理好与《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的关系，实现与《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的有效衔接。

　　2003年，我国颁布实施了《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其主要是从环境保护角度对核能核技术利用进行规范，与《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并列，属于环保法的范畴。但在当时核安全管理缺失上位法的背景下，《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也涵盖了部分核安全的内容，其中，对铀（钍）矿和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核技术利用以及放射性废物管理的安全管理规定已比较完善。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对其他核安全管理则规定严重不足。一是对核设施的安全管理规定不足。核设施安全是核安全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关核设施安全管理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三章“核设施的放射性污染防治”，10条中共有5条讲核设施安全管理，分别为核安全许可、规划限制区、安全保卫、核应急、核设施退役，内容比较零散，缺少系统要求，无法适应我国核电大发展的现实需求，也难以体现核设施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二是对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规定不足，只有授权性条款。三是对核材料持有活动的安全管理则没有规定。

    为实现与《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的有效衔接，一方面，《核安全法》在适用范围上应重点规范《放射性污染防治法》规定不足的部分，包括与核设施安全有关的活动、放射性物品运输活动以及核事故应急准备和响应活动，考虑到核材料是产生核裂变的基本物质，与核安全紧密相关，也应对核材料持有活动进行重点规范；另一方面，为避免重复立法，针对《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规定比较完善的铀（钍）矿和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核技术利用以及放射性废物管理，《核安全法》可通过作出原则性规定或者采用援引的方法进行处理。

  　《核安全法》颁布后，将与《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共同统领我国核安全法规体系。从定位上来看，作为核安全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核安全法》应当统领当前7部核安全行政法规。但从主要适用对象看，可与《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作适当分工：《核安全法》将主要下辖《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核材料管制条例》、《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将主要下辖《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和《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作者 国家核安全局 邹荣 扈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