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核能可持续发展，我国坚持“核燃料闭式循环”的路线方针，早在1983年，就确定了“发展核电必须相应发展后处理”的战略。闭式循环的优势不言而喻，既可以实现铀资源的充分利用，还可以减少高放废物体积和毒性。相关测算显示，热堆核燃料再循环一次，铀资源利用率提高20%~30%，采用后处理的高放废物体积为乏燃料直接处置的1/4，且高放废物放射性毒性有所降低。但相较于核电的稳步快速发展，我国闭式循环的关键环节——乏燃料后处理能力则严重滞后，随着乏燃料产生量和累积量的不断增加，后处理能力滞后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正变得格外突出。

在与法国签署后处理大厂合作意向书后，中法业界就后处理话题展开了广泛讨论，举办了多场技术交流和研讨会，《中国核工业》杂志结合近期与后处理相关的论坛内容，通过综述文章将业界普遍关注的一些焦点话题呈现给读者。

我国核电重启之后，一直保持着稳步有序的推进节奏，其规模化发展态势也日趋明朗。这既为我国的后处理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也对当前的后处理能力建设提出了空前挑战。由于核燃料循环后端产业技术复杂，其进展相对核电发展而言较为滞后，由此而受到业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近期以来，业界曾就我国后处理发展现状展开过广泛讨论，中国核学会与法国阿海珐集团还就后处理的话题，专门在2014年底组织了一场以“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专业研讨会，现场交流气氛格外热烈。

综合集纳近期各方言论，业界对后处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三大层面：一是我国核能当前的发展形势，对加快推进乏燃料后处理的产业化进程提出了迫切需求;二是在闭式燃料循环目标实现之前，一些应急或者说是阶段性过渡选择成为当前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三是推进我国后处理工业化能力建设时机日趋成熟，后处理产业征程已经上路前行。

这些观点与共识，均是当前后处理产业的实践和感知，这对推进我国后处理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无疑有着很强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后处理”需“前进”

核燃料闭式循环和乏燃料后处理是我国的既定方针，可有效提高铀资源利用率，减少高放废物体积，是我国核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但我国的后处理能力在世界版图中明显处于落后地位，这与我国核电的发展格局非常不匹配。此外，我国核能发展实行热堆—快堆—聚变堆的“三步走”战略，而乏燃料后处理是我国核能发展向第二步迈进的关键环节，相较于快堆的战略规划进程，后处理发展的时间和任务也变得格外紧迫。显然，加快推进后处理能力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现实需求紧迫。截至目前，我国在运机组22台，总装机容量2010万千瓦;在建机组26台，总装机容量2845万千瓦。预计到2020年，我国在运机组将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在建规模占到世界的40%，稳居世界第一位。核电的快速发展，也对后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我国后处理能力严重滞后，与法、俄等世界核大国差距明显，甚至还要落后于印度。世界核大国中，法国拥有完整且全面的后处理产业体系，俄罗斯正在进行后处理示范工程建设与大厂规划，日本六个所厂即将热运行，英国所有气冷堆的乏燃料均能自己处理，即使印度也是在不断增强其后处理能力。而美国实行的虽是一次通过政策，对乏燃料进行长期暂存，但美国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后处理科研能力。后处理能力的滞后，不仅与我国的核大国地位不匹配，而且一定程度上还会制约我国核电的发展。我国核电运行20多年来，已产生了大量的乏燃料，按照核电发展规划测算，2020年之后，我国核电厂每年产生乏燃料将超过1000吨。彼时，我国乏燃料累计产量也将达到1万吨左右。如此大规模的乏燃料，给乏燃料的安全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加快推进我国后处理产业的发展，已经刻不容缓。

“三步走”战略倒逼后处理进程。在我国热堆—快堆—聚变堆的“三步走”战略中，“后处理+快堆”的多次循环系统，正是我国核能发展的第二步目标。按照我国的快堆发展计划，预计到2035年前后快堆将会逐步实现商业化运行。而后处理项目因技术复杂、建设周期较长，更要尽早启动。专家指出，要实现核电大规模发展，需要考虑用1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乏燃料后处理商业化进程，用20年时间完成快堆、快堆燃料循环示范工程研究，用20~30年完成快堆、快堆燃料循环(干法后处理)示范工程研究。从时间上看，这些研究的任务和需求十分紧迫。因此，必须从现在开始，处理好后处理产业发展趋势和项目建设进度之间的协调一致问题。

原标题：中国后处理坎坷前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