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2015年3月，辽宁红沿河5、6号机组获准建设，标志着中国核电正式重启。在此之前的二十六个月中，国务院慎之又慎，没有核准任何一个核电项目。

随着3月29日10点58分辽宁红沿河核电站二期工程5号机组开工，业内欢欣鼓舞。有专家预测，此番重启将预示着我国核电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此刻，距离震惊世界的日本福岛核事故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八个月。

能源体系重构 解决中国人的“呼吸之痛”

2014年，全国各主要城市频受雾霾侵袭。北京污染天数达到175天，天津197天，沈阳152天，杭州154天，成都125天，兰州112天……当蓝天成为奢侈，到处灰蒙蒙的一片成为“新常态”，人们甚至开始质疑，几十年的迅猛发展，换来这样的结果是否值得？

以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来否定改革成果，甚至改革本身，肯定有失偏颇。但重污染天气频现，警示着我国能源现状警报响起，体系重构，正当此时。

纵观新能源应用，光伏产业方兴未艾，风能利用限制较多，对拥有多年运营核电站经验的中国来说，重启核电建设的要求呼声渐高。

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着重安全发展核电，并强调“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关乎发展与民生”。分析人士认为，这无疑为我国核电下一步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很快，这一分析在辽宁红沿河5、6号机组获准建设中得到了验证。

核电发展在今年突然发力，这样的时间节点上有什么特殊含义？

有分析指出，环境是很大的因素。此外，在传统房地产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新能源产业被寄予提振我国经济增速，为稳增长增添重要砝码。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副所长高世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长期的技术沉淀、完善并取得突破，核电对我国经济提质增效是有明显得好处的。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国家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核电在近中期能源结构调整上又有着重要作用。

高世宪说：“本轮核电重启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核电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我个人认为，在蛰伏几年之后，中国核电技术更安全，更成熟，其实是发展到这一阶段后自然会迈出的一步，不全然为了经济因素，其中还包含了减缓能源开发利用引起的环境污染、实现我国国际节能减排承诺等因素。”

“我国用电需求会继续增长。增量方面用什么来增？考虑到我国电力发展现状中以煤电为主的特点，不可能立刻将所有火电厂都关闭，这不现实，也没必要，可以通过迭代交替来慢慢过渡，从而降低煤电在电源结构中的比重。最近几年通过国家的努力，小煤电基本都被关停了。包括核电在内非化石能源发电可以把目光放在增量上，起码在新增电源部分可以少考虑些火电了”。高世宪说。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也谈到了环境承载力的问题。

他认为，中国拥有发展核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曾经核电非常有竞争力，但现在煤炭便宜了，火力发电成本更低。尽管如此，中国的清洁发展没有核电是不行的。虽然可能在短时间内会付出成本代价，但即便没有核电，也要找其他清洁能源来替代，因为原有的能源结构需要改变。雾霾频发造成的健康威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明显感受得到。

　　在电量贡献方面，单位装机的风电光伏的电量发电量远低于核电，光伏风力发电又不稳定，目前核电是清洁发展比较经济的选择。况且我国在核电运营方面经验和技术比较成熟，二目前应用的“第三代”技术，安全系数也更高。“如果说目前传统能源会被新能源冲击，其实冲击他们的主要不是新能源，而是环境承载力。”林伯强说。

中国制造升级 “走出去”机遇与风险并存

据了解，目前我国的核电“走出去”战略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2014年，与巴基斯坦签署了再建三台ACP1000核电机组的合作框架协议；与罗马尼亚、阿根廷分别签订政府间核能合作协议。此外，签署了中英政府间民用核能合作联合声明，与南非、土耳其、捷克、沙特等国家核电合作也在稳妥推进。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张华祝在中国核能行业协会2015年年会上谈到，面对温室气体减排和大气污染防治的巨大压力，核能应当在优化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供给、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作出新的贡献。他认为，中国核电发展前景广阔。“作为核电领域最具发展活力的国家之一，中国核电必将为国内外优秀供应商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必将为中国核电‘走出去’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张祝华的信心来源于我国核电技术的实力。在不久前的第十一届中国国际核电工业展览会上，中广核集团公司展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压水堆核电站——“华龙一号”模型。据悉，“华龙一号”批量化建造后，设备国产化率不低于95%，完全满足“走出去”的需要。

能源战略并非孤立，有分析人士认为，我国核电技术可以和高铁并肩，成为中国制造的新王牌。如果嵌在“一带一路”经济带战略中，前景更加明朗。

尽管核电“走出去”得到普遍认同，但也有专家提醒，“走出去”并非一句话那么简单，还要考虑到市场需求。

林伯强认为，核电和高铁还不能完全相提并论。首先核电对技术要求更高，其次核电项目在与对方谈判时更为艰巨，通常会产生“拉锯战”。

以“华龙一号”为例。中国希望用5年时间获得英国的技术批准，如果算上核电站的建设周期一般周期时间是6至8年，时间相加，旷日持久，这其中会有很大的变数。虽然“走出去”是必然趋势，我国在这方面也有优势，但还要考虑到风险。

林伯强表示，“走出去”还要考虑到对方的市场现状。“一带一路”周边多为欠发达国家，对他们来说或许超临界火电技术更为经济实惠。中国发展到现阶段，污染问题十分突出，但不代表其他国家也如此要求。换句话说，欠发达国家的环境承载能力要比目前中国强得多，他们未必会优先考虑环保。“核电是十分庞大而且复杂的项目，需要有更多的理性来看待。”林伯强说。

普及核电知识 新能源考验国家治理能力

无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爆炸事件，还是几年前的福岛事件，似乎都在给人类用核敲响警钟，民众的恐惧也由此而来。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中国发展核电都是一条必然选择的路径，这是利弊权衡下的最佳方案。

核电并非魔鬼，虽然偶发事故，但总体风险可控，我国也有着较为丰富的运营和技术经验，远不该到了“谈核色变”的地步。

然而，对于居住在核电站附近的群众来说，与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朝夕相伴，难免产生恐慌，这需要有关部门做好政策宣传和事先的沟通。重启核电，考验着我国驾驭核电技术的能力，更考验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是否有效。可见，核电重启既是经济之问，能源之问，也是公共政策与政府决策之问。

国家核安全局副司长谭民强在座谈会上说：“核电发展的两大问题，一是安全问题，一是公众接受的问题。”

林伯强谈到，要解决群众恐慌，首先要做到从立项到选址公开透明。对当地群众来说，如果对这个项目毫不知情，突然某一天宣布选址就选在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肯定会产生猜疑和恐惧。

第二是要有保障。第三代技术虽然安全性、可靠性大幅度提高，但谁也无法保证绝对安全。中国目前缺少较为通畅的环境诉讼机制，一旦出了问题想在司法上解决，还很困难。出事了，群众只能直接找政府，容易酿成群体性事件。

另外，要让有污染的企业付出沉痛的代价。单纯从成本上考虑，应该假定任何化工企业都想要污染，因为可以节省一大笔支出。关键是加强监管的同时，让企业付出更大的代价，目前惩罚力度还不够。“只有让让污染企业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才能换来当地群众高枕无忧。”林伯强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也有着相似的观点，并提出要充分发挥地方人大代表的作用，落实监督，通过人民代表参与地方重大决策讨论的方式来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到重大公共政策地制定中。

薛澜认为，在今后的核电发展中，不排除当地群众有抵抗情绪，这也是公众风险认知的一种常见现象，即大家面对比较熟悉的风险，尽管风险概率比较高，也不会有太多恐慌；但对于不太熟悉的风险，即使发生概率比较低，大家也有恐惧心理。例如，开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并不低，但大家都不害怕开车，前提是对开车这种形式和对车辆本身有足够了解，核电虽然发生事故的概率不高，但大家对核电不熟悉，因此还是比较担心的。

消除公众的恐惧感，关键还在于如何有效地进行在相关各方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和风险治理机制。一方面，要充分让公众了解中国能源及环境方面的国情，让大家了解核电项目设立的利弊；另一方面，也需要说明中国在核安全监管方面所具有的能力。同时，还需要建立起核电项目当地各方共同参与的安全保障交流机制。例如成立项目安全委员会，让群众充分参与到项目日常安全监管过程中，消除公众对核电的恐惧感，这是专业监督之外的另一种监督。

他表示，我国应急管理体系自2003年之后取得很大的进展，但应急管理体系重点在事发之后的应对。怎样在事前、事中做到全方位系统把控，还有待探索。曾经饱受诟病的煤矿安全事故问题，经过几年的强化管理，就有了很好地改善，但这种进步并不是所有领域中都有体现。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前规划在“郊区”，离居民区很远的化工厂项目，现在可能被居民区包围了，化工厂等于是建在了“市区”。工厂如果出现问题，常常令监管部门手忙脚乱，说到底还是对风险的评估，对紧急事态地处置不够系统。

任何重大项目的设立其实都会演变成公共政策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利弊权衡。

“发展本身就伴随着风险，但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害怕风险就放弃发展。在国家层面上，经过反复地权衡，往往会选择公众利益最大化这一项。以前在权衡的过程中，多由政府和专家进行讨论，公众并不了解。我国已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实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通过人大代表参与到政策地制定中来，这又涉及到人大代表尽职尽责，切实履行好自己的义务。”薛澜说。

原标题:重启核电，一场关乎“清洁”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