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理论上掌握了突破氢弹的关键，但是作为驱动力的原子弹的破坏力非常巨大，还是很难驾驭和控制。得益于过去对热核燃烧的基础研究，通过大量的分析、计算和反复讨论，大家终于找到了控制住原子弹破坏因素的方法，设计出精巧的结构，创造出了让氢弹中的热核材料燃烧的条件。

于敏在回忆中说:“首先试算了两个模型得到十分满意的结果，继续进行系统工作，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物理现象和规律，通过这段工作形成了一套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大家兴奋的心情难以描述。”攻克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建立了氢弹的物理模型，就牵住了氢弹研制的“牛鼻子”。于敏领导的攻关小组所提出的方案，经过各方面的讨论和完善，成为我国氢弹研制的主攻方向。

1966年12月28日，我国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周光召和于敏亲临现场。试验采取塔爆方式，非常成功，理论部一片欢腾。这次试验表明我国已掌握了氢弹的关键技术，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等各方面都是正确的。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以空爆的形式获得圆满成功。从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突破，我国只用了短短的26个月。

朱光亚评价说:“于敏组织领导的小组率先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完整的物理方案。于敏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深谋远虑，眼光敏锐

在一代核武器定型后，就需要进一步提高综合性能，满足战术技术性能要求。从第二代核武器预研开始，于敏成为我国核武器物理设计的主要业务领导和技术负责人，一是决策，二是把关。他领导的科研队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相继实现了高比当量、小型化核武器和中子弹的突破。

此时，我国的第二代核武器尚未完全武器化，还有许多必须要做的热试验没有做。而美、苏的核武器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随时可能促成国际上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这将会使我国的核武器研制功亏一篑。1986年，看到这一点的邓稼先和于敏联名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建议书，要求加快相关进展，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这为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争取到了10年的宝贵时间。1992年，美国做完最后6次核试验后，果然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7月底，在做完最后一次热试验后，我国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此时，我国核武器技术水平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后，我们如何来保持威慑能力？于敏提出，要把以往的经验上升到科学的高度，通过精密实验室等几个方面来可持续地进行武器物理研究。他提出的一系列具体设想，最终演化为我国的禁核试对策工程。

于敏很早就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不但有可能用于解决能源问题，还可能用于研究核武器物理。他与王淦昌、王大琦等共同署名写信给中央，使得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在1993年作为一个独立主题列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在他的指导下，我国的惯性约束聚变研究进人新的发展阶段。

于敏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相信核武器最终会被销毁。“我当然不愿意打仗，我打心眼儿里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完全禁止。可是，在50年代，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你要想不受人家欺负的话，就不能没有核武器。”正是为了守护和平，于敏把毕生精力都投人到了核武器研究的事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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