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废料处理难题

南方周末：您刚刚提到核废料是极大的威胁，现在世界上都是如何处理核电站产生的民用核废料的？

王亦楠：核废料处理越来越成为发达国家的危险重负，所以国际社会公认“全球核电复苏能否成功，一个先决条件是乏燃料安全处置”。遗憾的是，国际科学界至今也未能找到应对办法，核废料泄漏事故更是时有发生。今年2月14日美国一座位于地下655米深处的军用中低放核废料储藏室就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泄漏事故，如果是温度更高、放射性也更高的核电站废料，后果就更严重了。

目前全世界已积累了36万吨致命的高放射性核废料，而且还在以每年1.2万吨的速度增长。已经后处理的乏燃料大约有10万吨，其余26万吨都处于临时存储状态。

南方周末：我国核电站产生的核废料处理能力和处理状况如何？

王亦楠：我国在运核电机组只有19台且大部分投运时间不长，所以目前核废料数量有限，都暂存在各个核电站的乏燃料池中。但是在建29台机组在2020年全部投运后，乏燃料处理压力将马上凸显出来。根据中国核能协会的数据，2020年我国乏燃料将达到7700吨，并以每年1200吨的速度继续增加，而我国乏燃料的运输能力仅为每年需求量的35%。虽然我国计划2030年建设一个年处理能力800吨的核废料储藏水池，但这远不能满足需要。

此外，将乏燃料从东部沿海地区长途运输到西北地区，是一件非常棘手和危险的事情，必须确保运输容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影响。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技术和设备来满足这种极高难度的运输要求。如果去购买国外技术，又要面对成本奇高的问题。所以，2020年已经离我们很近，48台机组的乏燃料处理已是无法回避、迫在眉睫的问题，谁来取、怎么取、运到哪、怎么处理，亟须得到国家层面的关注。如果核电规模继续扩大，该是何种压力呢？

核电发展的当务之急

南方周末：除了核废料处理难，您一直强调安全监管，我国目前的监管存在什么问题？

王亦楠：核电天使与魔鬼身份的突变，关键因素之一是安全监管系统。根据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的数据：1990年我国每个核电机组监管人员33人，达到国际平均水平，2009年降至3.8人，仅为国际水平的1/10。此外安全监管经费投入严重不足，2009年我国单台核电机组的监管经费是233万元人民币，而法国是983万美元、日本678万美元、美国788万美元。从中可见我国与国际的差距！亟须高度重视并大力加强我国核电安全监管体系的建设。由于人才培养和安全监管能力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所以要严控我国核电发展规模和建设速度，“稳中求进”要落实到行动上。

南方周末：公众对于核电还有很多误区，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公众反对的压力，您如何看这种压力？

王亦楠：核电发展的最大阻力在于核事故处理、核废料处理、核电站退役等种种技术性难题，而非“公众对于核电的误解”。这与公众对PX项目、垃圾焚烧厂等项目的恐慌有着本质区别。因为PX、垃圾焚烧厂的污染是目前技术能驾驭或避免的。而在核污染面前，科技还有太多的无奈和空白，人类的科技使命还任重而道远。

南方周末：核事故毕竟是很小概率的事件，死亡人数也比其他能源安全事件少得多。

王亦楠：核事故的严重后果不能拿当时死多少人来衡量！其致命的、长期持续的放射性污染是人类无法承受之重。核事故概率虽小，但后果却极端严重。评估核安全风险，不能看概率，而要看“概率×后果”！

南方周末：您如此反对核电，是希望我国也逐渐弃核吗？

王亦楠：如果核电无法以合理的经济成本彻底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和核废料问题，我国将来应该逐步弃核，也有条件弃核。但是，当务之急是必须做好目前48台机组的建设和运行管理工作，严加防范核电“恶魔”面孔在我们国土上亮相。此外，要严控核电发展规模，设定核电装机“天花板”，以免核电包袱越来越大、“绑架”我国的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但水电开发程度仅为35%，而发达国家平均是70%。我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三者合计的能源贡献只有1.2%，与其自身资源量相比更是潜力巨大。唯有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才是根本出路，这不是未来的美好图景，而是发达国家正在转型的现实可行路径。核电并不是“必要的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