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亦楠

近日，关于“内陆核电重启”的报道甚嚣尘上，诸如“内陆31个核电厂完成可行审查”，“国家发改委委托中国工程院、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等进行的综合论证一致建议发展内陆核电”，“内陆核电论证已近尾声”等等，以至于公众看了都误以为长江流域的核电站马上就要开工了。

其实，中央对内陆核电的定调至今未变，仍然处于“研究论证”阶段；中央对核电安全性的要求始终如一，那就是“必须绝对保证安全”。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内陆核电能否真正开工，其安全论证报告的审批权（或者说初审权）在国家环保部和核安全局，而不是工程院或核能行业协会。

诚然，核工业界对内陆核电安全性的论证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重要的。笔者只是希望此类“安全论证”最好不要是力主内陆核电专家们的独角戏，更不要成为排斥不同意见的一言堂。毕竟，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内陆核电站是否启动，不仅是核电业界的事，它还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百姓的切身利益。

笔者此前曾发表《湘鄂赣三省发展核电的安全风险不容低估》、《总理为什么要求核电必须“绝对保证安全”》等文章，论述了“我国与欧美内陆核电站的厂址条件迥异”、“所采用的AP1000技术在全世界尚无实践验证、关键设备试制还未过关、给AP1000技术当试验场的我国三门和海阳核电站已严重拖期”等问题，剖析了“确保我国核电安全亟须高度重视的几大短板”。

长江流域核电站的安全论证绝不能“想当然”：（1）只有拍胸脯式的“研究结论”即“内陆核电厂安全性有保障”，而没有具体详实的、可追根溯源的“论证依据和论证过程”；（2）只讲“技术标准、安全标准如何高”，而不讲“如何通过已经工程实践充分验证的、成熟可靠的技术措施来真正实现高标准”！（3）只谈核电对能源需求和CO2减排的意义，而不谈一旦发生核泄漏并沿江而下，我们如何应对水源危机、土地危机、粮食危机、社会稳定危机……

按照中央对核电“必须绝对保证安全”的要求，目前核电业界所谓的“内陆核电研究论证”还有很多关键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和论证，“安全性有保障”这一结论也下得为时过早、过于轻率。鉴于社会公众并不知道内陆核电的安全性到底是“怎么论证和确保的”，且相关业界机构对公众质疑的问题一直未给予正面回答，因此笔者再撰此文，就“内陆核电安全论证”中不容回避和含糊的十个关键问题公开求教，请所有认为“内陆核电厂安全性有保障”的专家学者及相关研究机构、核电管理部门给予公开解答。

“内陆核电安全论证”不能回避和含糊的十个关键问题

1、内陆核电的“安全论证”，能不考虑“Nuclear Security”所要求的“防范、抵御敌人有意造成的事故、损害和伤亡”吗？

中央强调的“确保安全”指的是“Nuclear Security”（核安保），而不只是“Nuclear Safety”（核安全）。前者内涵远远大于后者，然而，有关机构的内陆核电安全论证，却把“中子弹（战术核武器）、恐怖袭击、网络攻击、人为破坏等外部风险”均列入“不予考虑的剩余风险”，原因是“发生概率极低，且目前也没有合理可行的应对措施”！虽然“小概率事件”无法预知和阻止，但不能对其严重后果“根本不予考虑”，老天爷也绝不会因为我们“没有合理可行的应对措施”而替我们“专门排除”某些“天灾人祸”。极端自然灾害和人为恶意攻击在国际核电界是必须考虑的安全事项。

2、为何2004年修订的《核动力厂设计安全规定》（HAF102）至今也不升级？内陆核电安全评价为何依据早已过时的核安全法规和导则？

针对全球日渐频发的极端自然灾害和大型飞机撞击等小概率高危害事件的安全威胁，IAEA已于2012年6月发布核电厂设计和运行的新标准和法规。2012年10月国务院明确要求“对不合时宜的系列法规应不拖延地修改或升级”、“新建电站必须采用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然而，对欧美早已是“强制性”的安全要求（如抗大飞机撞击），我国核安全监管机构和核电界在福岛核事故后仍一直强调“中国核安全法规（HAF102）没有这项规定”，且至今也未根据国务院有关要求，修改升级核电安全法规和安全导则。

3、“均按AP1000设计”的我国内陆核电站连美国的安全标准都达不到，何以是“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呢？

众所周知，我国引进的AP1000并不满足美国本土在建核电站的安全标准，日本东芝控股的西屋公司辩称“中国内陆核电站采用的是CAP1000、不是AP1000”，而我国核安全监管部门指出“CAP1000与AP1000没有本质区别”。抛开这种概念游戏不说，即使CAP1000比AP1000真有重大改进，那也要经过工程验证、确认是成熟可靠机型后才能推广，怎能直接拿长江流域再当试验场呢？我们当作“最成熟、最先进、最经济”技术引进的三门和海阳4台AP1000机组，一直是“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的“三边工程”，且已陷入“设计难以固化、成本难以预计、风险难以承受”的困境中。这一深刻教训绝不能在内陆地区特别是长江流域的核电站重演。

4、AP1000主回路的核心设备（屏蔽电机泵、爆破阀等）毫无核电厂实际运行经验，至今主泵还在试制中，连可靠性数据库都谈不上，又是如何得出“AP1000的事故概率已经低到10-7”、“60年免维修”的？

我国2006年高价引进、原定于2013年投入商运的三门和海阳AP1000核电站，却成了西屋公司及其日本大老板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和损失的“试验场”，且全部知识产权为西屋所有。在设备工程耐久性试验、鉴定试验、系统调试都从未进行的情况下，何以就认定“60年免维修”、“内陆核电站安全性有保障”呢？2011年西屋公司推出比中国AP1000安全标准高的升级版AP1000在英国投标时遭安全评审出局，却能于更早的2006年就在我国顺利通过安全评审，值得深思！

5、国际核电界已认识到“概率安全评价方法不宜单独用于确定性决策判断”，为何国内还有机构基于“主观概率”就断定“内陆核电是安全的”？

由于33年间世界443座核电机组就发生了三起重大核事故，用二代技术宣称的“万年一遇”事故概率很难解释，国际核电界深刻认识到“用概率安全评价方法分析外部事件（地震、海啸、飓风、洪水等）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两个主观概率参数不宜单独用作核电安全性的判据”、“要防止被滥用于确定性的决策判断”。2015年7月17日英国核安全监管机构在ABWR沸水堆通用设计评估中，就否定了日立-通用电气公司提交的“概率安全分析”并将其升级为监管问题，然而我国核电界及相关研究机构目前仍然只讲两个主观概率参数，并作为“三代核电比二代安全性提高100倍、内陆核电安全性有保障”等“确定性决策”的依据。

6、我国大部分内陆核电厂址是与欧美迥异的小静风天气，完全超出了美国“高斯烟羽模型”的适用范围，为何还套用此工具评估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又是如何得出“符合排放标准”结论？

大气弥散条件是内陆核电选址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美国内陆核电厂址年均风速均>2米/秒、年静风期不超过1周，而我国湘鄂核电厂址年均风速≤2米/秒、年静风期分别高达60天和29天，非常不利于核电站正常运行时放射性气载污染物的扩散，容易形成“核雾霾”。用根本不适用的美国“高斯烟羽模型”工具评估我国内陆核电厂对大气的影响，还得出“符合标准”的结论，这一做法本身就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