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湘鄂赣核电站装机容量之高没有国际先例可循，巨量废热排放将对局地气候产生什么影响？

湘鄂赣核电站装机容量均高达500万千瓦，是美国内陆核电厂平均装机规模的3倍，是目前火电厂最高功率的5倍！核电厂热效率（33%～37%左右）低于火电，约2/3的热量以废热被排放到环境中。2012年OECD报告就已指出“需要注意内陆核电在某些气候变化呈干旱趋势的区域产生的新问题”。长江流域多次有连续三年大旱的记录，而素以水量丰富著称的湘赣两省近年均出现了鄱阳湖和洞庭湖湖底大面积干裂、人畜饮水困难的严重旱情。每个内陆核电站每天向空中排放2000亿大卡废热，这一史无前例且几乎贯穿全年的巨量热污染对长江流域旱情的加重不容忽视。

8、何以做到“最严重事故工况下核污水可封堵、可贮存、可控制，最多只有4800～7000立方米且都被控制在安全壳内”？

为何没有“事故情况下放射性气体通过降雨流入江河湖泊”的应急预案？福岛核电站［作者注］至今也控制不住核污水以每天400吨的速度增长，场区50多万吨核污水早已堆满为患，不得不排向大海；号称“环境影响微不足道”的美国三里岛事故核污水高达9000吨，耗时14年才处理完！切尔诺贝利重污染区和轻污染区分别为1万和5万平方公里。我国内陆核电安全论证严重低估了核事故的复杂性：既没有可信可靠的技术措施证明核污水如何“封堵控”，也没考虑“放射性气体逸出厂区、通过雨水进入地下和江河湖泊”的应急预案。

9、我国内陆核电站周边人口密度远远高于欧美，安全论证中是如何考虑场外应急的可行性和具体措施的？

电站方圆80公里范围内，我国湘鄂赣人口均高达600万～700万，而美国平均只有142万。美国每个核电站都有详细的紧急情况响应计划，且每两年每个核电站就进行一次全面的应急演习。我国内陆核电站周边人口稠密，如何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省内、省间以及长江流域上下游之间的应急响应和撤离体系，必须在上马前缜密考虑和设计，而不能建立在“核电站不会出事”的乐观预想上，或者“等遇到问题再说”！

10、发达国家频频发生的核废料泄漏事故如何在我国避免？如何攻克“核设施退役和高放废液处理”的风险隐患？

“内陆核电安全论证”绝不能抛开核废料处理和核电站退役这两大“世界性天价难题”。最近几年美国频频发生核废料泄漏，事故处理耗资惊人且时间漫长，国际核电界不断呼吁“核电发展前提是想好核废料如何处理，否则这个问题终会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

［作者注：日本朝日新闻社2015年9月26日报道了日本名古屋大学等对福岛核电站的最新调查发现：“2号机组核燃料可能全部失踪”（即“有放射性物质释放，70%～100%核燃料可能从堆芯中熔穿掉落，目前还不清楚熔落核燃料的具体位置”）。这一报道再次引起世界瞩目，因为长半衰期、高放射性核素进入土壤和地下水，其污染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比如，高毒高放射性的钚元素在人体内最大允许剂量仅为0.6微克。］

关于我国核电“安全发展”的五点政策建议

1、核电部署必须有禁区，内陆敏感地区不宜启动核电站建设。

既然目前全世界的核电技术水平也不可能做到100%安全，且核电站一旦投入运行就会成为“请神容易送神难”的巨大负担，那么我国核电站部署必须有禁区、有红线，比如首都圈、敏感的长江流域、国防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地带等，绝对不能放置核电站，更不能作为未经实践充分验证的核电技术的试验场。内陆地区核电论证绝不能仅从能源电力需求、CO2减排出发，必须从“一旦发生核事故，国家要付出多大代价”来考虑。不管事故概率多小，只要有可能发生，都必须慎之又慎，不能有任何侥幸和轻判。

2、严格做好在运在建核电站的安全监管，切实履行“安全至上”。

目前我国核电安全监管部门的工作理念与中央对核电“必须绝对保证安全”、“安全大于天”的要求尚有较大距离，比如不断强调“要可接受的安全”、“核电要可持续发展，就要把握好经济性与安全性两个因素”、“安全是利益和代价的平衡”等。如果安全监管部门不履行“安全至上”而是“安全性要兼顾或让位于经济性”的话，新建核电站的安全评审及在运在建核电站的安全监管不能不令人担忧。核安全监管部门承担着“核安全的国家责任”，考虑经济性是越位和失职。核安全和经济性的平衡应归国家更高层级部门考虑。福岛核事故祸根是“日本原子能保安院默许东电公司将自身经济利益置于公众安全利益之上”，这一教训需要我国核电安全监管部门和产业界高度重视。

3、尽快修订HAF102等早已过时的核安全法规和安全导则。

恪守“安全至上”必须从法规、标准做起，从源头上提高核电的安全水准。当务之急是抓紧修改早已过时的HAF102等核安全法规和安全导则，把“抗大型飞机撞击”等国际最新要求反映在法规里，并用新法规严格审核所有新建项目。我国核安全监管机构要切实提高独立评审能力和监督检查能力，确保安全评审不受任何来自商业利益、地方政府的影响和干扰，确保重要安全事项的真实性，负责核电项目安全评审的专家委员会要依法对评审结果负法律责任。

4、应把核能发展重点移师海上，为海岛防御和海路安全提供重要能源保障。

福岛核事故后美国、俄罗斯都在致力于“浮动核电站”的研发建造，除了选址简单、占地面积小、投资成本低、事故下环境影响小等优点之外，还可为目前难以通电的地区提供能源保障。鉴于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将核能发展重点移师海上——全面提升作战舰艇和远洋舰船的各种性能、为南海诸岛的驻军防御提供能源补给，既是当代军事发展和维护国家主权的迫切需要，又能保障我国海上石油通道的安全，还可积累核电安全运行的经验。船舶舰艇、浮动电站所需核动力较小，所需的天然铀资源仅为大型核电站的1/10～1/20。一旦出现“突发事件”、海上运输通道“被切断”，我国自给的天然铀资源也完全可以应对。

5、亟须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确立核燃料循环体系的战略规划。

可持续发展核电需要“安全至上”、有可靠的天然铀资源保障体系、创新研发自主品牌及相应设备制造能力和高端人才保证。目前，我国核电产业链前端（铀矿勘探）有一定进展；中端（核电厂）规模大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虽有自主品牌，但走出国门尚待时日）；后端（后处理厂和高放废物最终处置）技术薄弱且长期滞后；第四代核能系统研发又是多种反应堆堆型并进，而对相应的核燃料循环根本不提，不符合我国国情。研发一个新堆型并实现商业化运行需20～25年、建立一个燃料循环体系则要50年以上，亟须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将堆型研发置于核燃料循环体系中科学考量，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核燃料循环体系，统筹规划核能产业链前、中、后端的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