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峰， 南华大学， 核科学技术学院） 

两弹一星，即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简称。时常被用来泛指中国近代在科技、军事等领域独立自主、团结协作、创业发展的成果。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这23位科学家即是传说中的“两弹元勋”，其中包括物理、航天、力学等多方面领域的科学大家。而核物理一直是高端而又神秘的代名词，现在就让我们盘点这23位“两弹元勋”中的核物理大牛。

1.      钱三强

核物理学家。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9年完成了博士论文——《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1946年底，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1948年，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直接负责各个环节的攻坚任务，使许多关键技术得到及时解决，为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做出重要贡献。早在1960年，即在原子能所组织中子物理理论与实验两个研究组开展氢弹的预研工作，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促成了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两年零八个月，就研制成了氢弹。

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班

年轻时期和老年时期的钱三强（请观察发际线的变化）

2．邓稼先

核物理学家，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 物理系。1948年至1950年，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选对主攻方向，是邓稼先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杨振宁与邓稼先拍摄于芝加哥大学

年轻时期和老年时期的邓稼先

3．王淦昌

核物理学家，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入德国柏林大学，1933年获博士学位。1934年4月回国。是原子弹冷试验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指导了中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并具体组织了中国第二、三次地下核试验。主持指导的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和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1964年他与苏联著名科学家巴索夫同时独立地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新概念。他是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积极促成建立了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并一直指导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积极指导原子能研究所开展电子束泵浦氟化氢激光器等的研究。

年轻时期和老年时期的王淦昌

4．彭桓武

粒子物理学家。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0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领导并参加原子弹、氢弹的原理突破和战略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在中子物理、辐射流体力学、凝聚态物理、爆轰物理等多种学科领域取得了对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一系列理论成果。

1966年10 月1 日，朱光亚与彭桓武（中）邓稼先（右）在天安门城楼

年轻时期和老年时期的彭桓武

5．朱光亚

核物理学家。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1957年从事核反应堆的研究工作，领导设计、建成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了堆物理试验，跨出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1962年主持编写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参与组织领导中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 70年代以来参与组织秦山核电站筹建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研究，80年代后参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工作。

朱光亚（左一）与张文裕、杨振宁、李政道合影。

年轻时期和老年时期的朱光亚

6．于敏，

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后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从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敏院士完成了氢弹最关键的基本构型设计，外媒称中国的氢弹构型为“于敏构型”，认为它是与美国提出的“泰勒·乌拉姆”构型各自独立发展的氢弹构型。这种构型至今仍是世界上保密程度最高的机密之一。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

年轻时期和老年时期的于敏

习近平主席为于敏颁发国家最高科技奖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们，不仅在科学创造上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样值得我辈学习，他们建立攻克科学难关的信念后，牢牢把握，未曾动摇，耐得住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枯燥与寂寞，不因为名声和利益而改变初心，他们对科学研究的追求和为祖国奉献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