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届PIIC国际安全研讨会：战略稳定与合作，于2016年11月1日-4日在苏州举行。该会由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意大利裁军与冲突研究国际学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美国减少核威胁倡议组织主办，会议主题涉及“核不扩散”、“核能发展与核安全”、“核武器与核裁军”、“全球和区域战略稳定”、“网络空间与外太空安全”等，旨在从科学技术和政策两方面构建一个更安全的世界。参会者主要是中美两国的专家与学者，伊朗、意大利、法国、德国、缅甸、蒙古、韩国、印度等国也有零星代表参会（而本该来很多人参会俄罗斯、日本等国则选择了集体缺席）。

大会第一天讨论了核能现状与发展、核燃料循环与核材料，核安保与核安全，核征信与分析等议题。给人的整体感觉是，中美两国学者各执一词，观点立场差异之大让与会者产生身临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错觉：

一方面，中国专家在豪情万丈地介绍中国大陆核电发展的大好势头，以及快堆、聚变堆、锕系元素分离和后处理-再循环产业的雄心壮志和缜密的推进计划；

另一方面，美国参会者竭力唱衰核燃料循环战略，抱团儿大力鼓吹消极、保守、甚至是“倒退”的核安全观，旨在建立起一个（除了美国以外——当然这不会明说）没有可裂变核料、没有扩散风险的“理想”世界。

例如，Richard Garwin（理论物理学家，氢弹理论创始人之一，多所大学教授，曾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为美******方提供技术和战略咨询，常年呼吁核裁军、核不扩散）的报告《不要后处理轻水堆乏燃料》，Henry Sokolski（曾供职于美******方、不扩散政策教育中心、华盛顿世界******研究所等）的演讲“美国的快堆计划兴衰始末”，Frank von Hippel（理论物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教授，曾供职于美国白宫、国家智库，常年呼吁核裁军、核不扩散、禁止可裂变材料、世界无核化）的报告《取缔高浓缩铀的生产》都明确释放出强烈的反后处理、反快堆、反铀浓缩的“美国立场”。他们的理由无非是：

1.铀资源充足，整个21世纪都用不完；预测未来铀价会保持下行趋势；即使铀价高企，其在核电中的占比也不超过4%；

2.不后处理就没有钚，如果能将高浓铀生产也一起禁了，就能一了百了地不担心核扩散，也就不用担心朝鲜等流氓国家大规模拥有核武器；

3.英国后处理厂破产了，日本后处理厂迟迟无法商业运行，法国后处理厂长年‘喂不饱’，美国后处理厂建成了一天也没用过，中国的后处理中试厂造价高企、调试困难，而商业大厂选址困难——所以后处理厂是劳民伤财、运营困难、不符合潮流的失败工程；

4.商业快堆自上个世纪末因技术、安全、燃料供应和成本等不利因素纷纷在核大国失宠，在铀资源充足的情况下，坚持发展快堆不是明智之选。

对于美国学者的这些“反快堆循环”的言论，中方与会者颇有微词，有些老专家当场予以驳斥。他们指出，美国核能政策几十年来摇摆不定，对美国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美国人在会上鼓吹反后处理、反快堆、反铀浓缩的“美国立场”，却绝口不提“美国才是历史上唯一一次核军备竞赛的参与国，现在再怎么呼吁核裁军、无核化都不能掩盖其军用核材料存量领跑世界的事实”，“美国曾在快堆和后处理领域领跑世界20年，其燃料循环政策半个多世纪内摇摆了3次”，“尤卡山处置库项目搁浅，已经从技术和经济性上给‘一次通过’战略以沉重打击”，“美国能源结构因页岩油开采技术推广而彻底改变”，以及“美国有单方面破坏NPT协议，纵容印度、以色列等国，打破现有国际核不扩散格局的企图”等影响美国能源政策与核安全政策的实际背景因素。美国学者所倡导的，实乃美国一家独大，缺少制衡的单边主义核安全观。

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核电清洁环保的优点，核电国家不断增加，核电在世界能源格局中日趋重要的势头已无法逆转。在这个时候，美国人逆潮流提出的反后处理、反快堆的“不作为”论调非常值得警惕。

俗话说，“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还应该靠发展来解决”。世界核能发展正处在热堆循环向快堆循环转型升级的历史转折期前夕。快堆循环在技术、工程、安全性和经济性等方面的缺陷有赖于技术的进步和经验的积累，而与之相关的核安全与安保问题也会一并得到解决。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发展核电，全力推进快堆和后处理-再循环产业，有出于国情的实际考虑，还有对核能可持续发展的期盼，更有对国际局势和中国安全形势的清醒认识。

在第一天下午核安保与燃料循环分会场，401老专家顾忠茂《闭式循环与可持续核性裂变能》与美国某知名大学学者《中国的乏燃料后处理》的两个报告在“后处理经济性”问题上的结论非常耐人寻味。

顾老师报告的末尾综述了日、美、韩、中等多位学者撰写的论文和“OECD/NEA”报告等八篇最具影响力的论述核燃料循环经济性的文章，得出如下结论：

1.燃料循环在整个核电成本中并非敏感影响因素，后端（包括处置）所占比重甚至不超过10%；

2. 在计算“后处理-再循环”成本的时候，应在整个核燃料循环体系中通盘考虑，而不是仅仅关注于后处理这一个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