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同作者计算出“一次通过”和“后处理-再循环”两种策略的成本差异在3.2 % - 80 %之间（北大3.2%、波士顿咨询集团5%、日本原子能协会13%、OECD/NEA 14%、韩国原子能研究所22%、华东理工23%、哈佛大学80%）。这几篇文章结论的差异主要源于计算模型和输入参数的差异，如铀价低可至112$/kgHM（北大），高可至360$/kgHM（哈佛）。

4.上述“后处理比一次通过贵80%”这一与众不同的结论出自哈佛肯尼迪学院Matthew Bunn发表于2003年的一篇比较“后处理”与“直接处置”经济性的文章。当时正值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燃料循环政策已经由“一次通过”转向了“后处理”（即1999年的第二次“摇摆”），甚至推出了包含第四代反应堆、分离-嬗变、新型燃料制造、先进加速器等雄心勃勃的一揽子计划。这会让Bunn这样的持“一次通过”观点的顽固派很不开心。顾老不客气地在结论中不点名指出“政治影响”可能左右了某些作者的结论。

而美国某著名大学学者的报告从中国未来铀资源形势、快堆的现状与发展、乏燃料暂存压力、中试厂/200t/800t厂的成本分析、六个所后处理厂的教训、中国地质库、防扩散/核安全/核安保形势（国内国际）得出结论：

1.在中国发展后处理和钚循环比轻水堆乏燃料一次通过昂贵很多；

2. 中国未来的核能发展无需担心铀资源供给，通过国内供给、海外矿业和国际铀矿市场三种途径完全可以满足本世纪内我国对铀资源的需求（笔者注：该报告人于2015年写过一篇论述中国未来可获取铀资源的文章），不必发展技术尚不成熟的快堆；

3.效仿美国，用安全、灵活、经济的“干式容器暂存”替代后处理-再循环厂，既能更好地解决乏燃料短期管理问题，更能节约巨额资金（该报告人与上文提到的Matthew Bunn于2016年写过一篇分析中国后处理经济性的文章，专门比较了干法暂存方案与800t大厂的成本差异。不出所料，干法贮存拥有绝对成本优势）；

4.推迟800t后处理厂项目，将为中国从容地选择核燃料循环的长远政策赢得时间（笔者注：中国早都从容确立了核燃料闭式循环战略，不会像美国一样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摇摆不定）；

5.后处理厂生产的民用钚库存激增会增加核安保的成本和负担，提高了扩散风险（笔者注：我们后处理厂生产的民用钚是用来制作MOX燃料转载于快堆的，哪来的“库存激增”）。而且，如果中国放弃了后处理，能给其他国家做出模范带头作用（笔者注：还是把后处理看做洪水猛兽）；更能理直气壮地阻止日本的钚计划（笔者注：中国是有核国家，本来就和日本不一样；而且中国是几个有核国家中唯一没有大型后处理厂的国家了）。

其实，这一唱衰“快堆燃料循环模式”，鼓吹干法贮存的论调，酷似上文提到的美国学者Frank von Hippel于2012年发表的一篇以日本为例鼓吹放弃后处理和快堆，转而发展干法贮存的文章（理由有三：1.可减轻在堆水池暂存压力，2.可大幅节约用于后处理厂和快堆项目的资金，3.可降低核扩散风险），差不多是一个套路。

 我和美国某知名大学的学者在茶歇时有过一次交谈。他对我一再强调他是学者，建模计算都是科研实践，国内的核工业从业者向他提供的详实准确的一手资料让他能在这个“外国人”（不懂中文，没有国内关系的真外国人）极难涉足的领域开展研究，结论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虽然在美国工作，但依然跳动着拳拳爱国之心，希望能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祖国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把有限的纳税人经费用到更经济、更安全（即干法贮存）的地方，节省下来的钱，可以用在风电、光伏（殊不知，这两种新能源也是一身毛病，遭人诟病）上......

虽然会议已结束一周时间，但给笔者留下的“美国欲阻止他国发展快堆核燃料循环以寻求一家独大的畸形核安全观”始终挥之不去。一些美国人，尤其是研究政策的学者，会在在报告中避重就轻、刻意回避，甚至误导听众，但他们在台上具有煽动性的演说风格也让笔者印象深刻。

作为战斗在中国快堆核燃料循环计划最前沿的一名普通工作者，除了要面对国内的质疑声，还要面对美国人别有用心的阻挠。我们不但要不忘初心，坚定信念，稳步推进核燃料循环计划，还应该通过宣传手段对美国人“反后处理、反快堆”的观点有针对性地分析并逐一击破，做到正本清源。虽然有煽动性的文字很容易让群众感同身受或热血沸腾，但它们毕竟是漏洞百出、不堪一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