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史蒂夫·基德（Steve Kidd）

翻译：镜清（核工程师）

译者注：著名核能杂志《国际核工程》11月11日发表原铀协会-世界核协会（WHA）战略与研究主任、独立核顾问与经济学家、核评论专栏作家史蒂夫·基德（Steve Kidd）的评论“为何与怎样改造核经济？”看过，但没有深入思考。原因是基德先生的某些观点不那么“流行”。例如他对核工业强调核能的“环境”作用表示“反感”并对某些环保人士转而支持核能持“不信任”态度。直到美国核能研究所（NEI SmartBrief）提示说“核能必须展示它比减排更有用”，“核工业必须进一步发展和强调减排之外的各种利益，”才重新思考基德先生的观点，进而把这篇文章翻译过来。

反复阅读基德先生的这篇文章和他以前发表的许多评论，结合世界核能发展的现实，站在核工业的立场反思，或许不得不承认，基德先生“用心良苦”。影响核能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怎样使核能让社会******接受“依然是个有吸引力的能源选择”，不能“怨天怨地”，还应从“内部”找原因，想办法，解决“真实”的安全问题并把成本降下来。因此，在目前国内形势下，核工业还强调铀资源供应“困难”，还要花几千亿、用十几年“引进”乏核燃料“后处理”和“再循环”技术，是否有点“舍近求远”，使核工业经济“雪上加霜”？

译者的水平有限，更希望读者多怀疑，对照《国际核工程》原文思考，会有更多感受。

以下是译文。

普遍承认，目前影响核能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一方面，建造大型反应堆的成本很高而且逐步上升，还有随之而来的融资困难，发达国家在建的反应堆很少。另一方面，燃气发电机组更激烈的竞争和可再生能源发电份额不断上升，正在威胁着许多早就运行的核电站，尽管它们创建了低而稳定的运营成本记录。

英国欣克利点C项目达成最终投资决策的困难强调前者。即使放开的电力市场 “适应”，有助于投资大型和成熟的环保技术，但需要的资金额大、超前时间长，还有明显的超期风险，使之很难获得前进所需的资金。项目的收益可靠国家担保 (招致的批评认为，能源安全和减排可以通过更多的燃气电力和可再生能源实现)，如果成本很高并预示会失控的话，也可能还不够。

围绕美国继续运行100座核反应堆的问题，说明现今还在运行核电机组的困难。可以延长20年，使它们的营业执照延到60年(甚至80年)，认为它们是安全的，使之长期服役。也许有潜在的、有缺陷的电力市场设计的“伤亡”，但这个行业正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从而改善它们的机遇。

从新堆的角度看，可以说，核工业相当特殊，承受着高度“政府干预”之苦。最终需要转向少量反应堆设计，使用充分国际化的供应链，才是安全、可大量廉价建设的。在正常行业内，这会通过失败的公司被蓬勃发展和盈利的公司兼并, “自然损耗”地进行，但目前核工业内似乎希望渺茫。各国政府认为核工业是“战略”行业，不会让竞争对手们没有“活路”。向其他国家出售核反应堆成为外交政策之“臂”，只会导致现行态势延续：到处有许多不同的公司提供太多的反应堆设计，订单很少。所有项目都可能太昂贵。

然而，有个核能产业的重要领域，情况截然不同。今天铀和铀浓缩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价格比原先水平急剧下降。这就确保大量发电有廉价而丰富的燃料，维持核能的关键优势。一个流行的神话（确切说是“迷思”）说，铀是一种地质上稀缺的商品，很难开采；更“莫名其妙”的是有“神奇”的力量，因而可能非常昂贵。但在实际上，铀相当丰富，也不难与原生矿物分离。因此，应该预期相当便宜。但历史上围绕它的许多负面问题和情感，现已被抛弃。实际上铀与其他商品没有不同，行情“有涨有落”。

浓缩不再是贸易保护主义窃据的“特殊”技术，情感使价格降得更低。今天离心机技术的优势取代了原先的气体扩散装置，意味着为生产所需浓缩铀，廉价分离工 (SWU)竞争强调铀浓缩的真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多年来浓缩价格通过GDP高成本与政府保护相结合，保持过高水平，用来维持运营。证明这么做正确的理由是核不扩散和国内就业观的混合物。因此，浓缩是核经济实力似乎“胜出”的 “非同一般”的例子。一旦掌握了离心机技术，生产大量SWU不特别困难，价格取决于现在普通离心机厂的“边际”运营成本。

核经济问题本质上在于人们的“核恐惧”，而这确实对建造和运营核电厂的成本有重大影响。即使在公众******并不强烈反对新堆计划的地方(如英国和美国)，获得和维持公众接受是工程项目成本的关键因素。国家监管机构“强加”给核电厂的负担，在融资条件中显然是实质性的，而从本质上说，它们就是公众的代表。如果公众对核能有很深的恐惧，或许通过观察其他国家的事故增强了恐惧，监管机构实际上有义务代表他们，采取行动，对新建或运营核电厂设置更高的“障碍”。

只要认为，任何辐射剂量的“增量”无论多么小，都可能有害，核工业界几乎没有机会实现它潜在的抱负。现在可以承认，未来的事故或许不可避免，但如果设定大量人口疏散 (就像福岛事故那样)将是其中的一部分，就不能声称各种后果“可控”。声称可对各种风险做出更公平、更合理的评估，但围绕辐射恐惧的问题，尤其是潜在的大规模人口离乡背井的“疏散”，格外难以处理。如果世界各地核反应堆的数量将是1000或2000，而不是今天的400，带有场外放射性释放的事故很可能比每25年左右发生一次更频繁。这个行业必须能够证明，这些都是可控的，没有严重的人类健康风险，但目前显然不能。

核工业仍然忙于实质性努力(通过新闻服务和网站提供信息)，独自恳求人们保持“理性”。所有证据表明，将会失败。越来越多的人可能知道，核电站不排放许多二氧化碳，可以负担得起的价格，大量提供可靠的电力。但如为此要撤离他们的“家园”，即使机会很小，也不会支持。否则，至少要和国内其他地方的同袍“机会均等”。很有可能，将来证明模块式小堆（SMR）有很多优点，超越目前流行的大型轻水堆，但如事故后有任何可能“撤离”，就永不会成功。至关重要的是，SMR变得广泛使用之前(也许只在政府了解可再生能源的限制时)，公众对辐射有更好的理解，撤销当前监管制度的约束。所以，福岛核事故后讨论了那么多的“核品牌重塑”， 在世界如何看待核技术方面，真正实现完整的“范式转变”，显然不是简单的任务。公众当然需要对辐射更加“理智”，但是，在“什么安全，什么不安全”有更清晰的指导之前，核工业业“无路可走”。除非能消除公众的核恐惧， SMR和新堆设计的所有工作就是“虚耗”。只有那时，再从经济上看才开始“正确”，这个行业又可以前进了。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更好的敌人也许是足够好”。考虑围绕核能的恐惧，构建任何促进安全的东西，都对反应堆设计者造成巨大的压力。而监管部门施加这种压力，都被视为不考虑财务成本的“标准”。这可能使核能不经济。这么做的最新设计实际上会提供更多安全吗？如果确实如此，为什么不关闭之前所有反应堆的设计？迄今为止，这些机组的运行记录和不同发电模型死亡人数的所有计算结果暗示，继续运行非常安全。因此就反应堆设计而论，“更安全”的概念从根本上就有“缺陷”。

这个行业应对自身的经济问题，一直试图搭乘全球变暖的“快车”。我不是气候变化“否认者”，但这纯粹是个致命的干扰和错觉——从来没有人为减排建核电站。目前运行的400多个反应堆，都是为其他原因建造的。特别是期望输入非常有限的原材料，大量廉价而可靠地发电，也给它们所在地赋予更多的可靠能源。这的确是它们的最大成功，环境效益一直有点“偶然”。

出售某种技术，最不可能根据它“不做什么”。避免温室气体有许多不同的办法，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去年巴黎协议上几乎所有197个国家的代表，都把核能定位在“很长队列”的末尾。很可能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 (特别是太阳能)和储能的技术进步，还会进一步落后，除非核工业本身能脱离恐惧范式。尝试着与可再生能源倡导者做朋友基本上无用。环保人士本质上“反对”经济增长，而气候变化问题，现在看来不可避免地与更高税收和价格、更大和更多政府干预、更低经济增长和更少“可支配收入”的某种组合相联系。核能部门不要与其中任何一方相关，也不应花钱“讨好”任何一方。

避免碳排放不是核的“独特卖点”（USP），至少就理性分析能力而言，确实有这种和其他大量正面的特征。也有恐惧范式围绕着的“独特的负命题”（UNP）。国际辐射防护体系仅仅是它的“官方表现”，作为预防原则，正逐渐损毁这个本应充满活力的产业。如果人们恐惧而监管机构再确认它是正确的，就永远不会了解所有正面的信息。

从根本上讲，相信的人“无需证据”，不相信的人“没有充分的证据”。远离“蘑菇云”和詹姆斯·邦德的电影图像肯定很艰难，但过一段时间可以实现。没有速效的对策，但国际核工业需要战略上达成一致：使核能长期繁荣。公众******肯定是地方性的，即使有几个国家核能激起更多公众的赞许(如在英国)，仍然有潜在的恐惧因素。现在确实迫切需要有个国际途径，借助通讯工具沟通当地文化和敏感性问题。

最后，核能当然需要挣脱束缚，变得更像其他工业部门。飞机制造业经常当作范例。空中旅行曾经是昂贵的奢侈品，只为少数人所用，但现在高度标准化的机群廉价地把人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空中旅行几乎已成了基本服务，因此更像提供电力。目前核能发电往往显得相当昂贵，但将来可以便宜很多。航空工业没有转向超音速运输机，因为有时“技术飞跃没有经济意义”。就像从A到B或给家庭供电，有了最基本的东西，最有意义的是加以完善而不是“另起炉灶”。

依据资料：

Steve Kidd, Transforming nuclear economics – why and how? NEI, 11 November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