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与核能

想象公众开始就接受了“蘑菇云”的图像。在日本空投两个原子弹刚过70周年纪念，随后的“冷战”也提供了足够强大的核与伴随辐射的负面形象。我已故的母亲在1960年代早期是英国民防监狱长。阅读她收到训练材料，观看伴随发生核袭击事件中“怎么办”的公共信息视频“很可怕”。核能没有把“自己”与军事应用区分开，最初的动力堆也为核弹生产钚的事实也没有“帮助”。1957年温茨凯尔 (现在的塞拉菲尔德)事故有助于强化“不利形象”。使用的语言也粗心大意。反思术语核“裂变功率”会更好，就像生造的技术术语(常见的是“军民两用”)，公众更容易接受。

通俗文化有助于创造恐惧。冷战的科幻小说和电影创造了关于核能与辐射的态度和信念。各种事实从来没有一个好故事。现在看某些更古怪的电影很有趣，但不是那时候。1960年代初的电影《奇爱博士》[3]，是对核战争前景和通过故意释放强大辐射造成全球灾难的强有力的讽刺。然而，正是詹姆斯·邦德的电影[4]，可以说最有助于保持恐惧。大多数人意识到，它们是高度虚构和不真实的，但观看很有趣。首先，诺博士(1962) [5]，一个企图击落太空火箭的核恐怖分子，最终在他的反应堆冷却池内被煮沸而死。时至今日，还在联想核与辐射和死亡与毁灭。每当需要戏剧性效果时，就把核“拉进来”。

核与辐射成了记者激起读者兴趣的简单故事。死亡与毁灭是好“卖点”。偷窃核材料制造“脏弹”的故事和研究报告，显然证明很熟悉辐射与人类健康问题之间的联系。幽默也付出巨大代价。恶搞早餐麦片的电视广告展示发光的、装备精良的儿童与寒冬早晨战斗，巧妙地重新导向塞拉菲尔德工厂协会。笨手笨脚的白痴荷马·辛普森在核电站工作…

三里岛、切尔诺贝利和福岛事故增强了各种信念，核电根本上是危险的，恐惧是应该的。可认为，这个行业充其量是在“尽可能安全”地管理“世界末日机器”，因此，必须找到更安全的发电方式，比如风能和太阳能。

 过去没有反击恐惧因素

尝试反击恐惧，对核工业自身没有任何好处。上个世纪50和60年代，从傲慢的科学家轻蔑地对观众谈话，到世界核运营者联合会（WANO）会的领导人 (在福岛事故前) 声称，另一个事故的后果如此严重，将会成为这个行业的末日，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不断谈论安全改进、堆心损坏频率、核废料深埋地下，以及怎样轻松“满足”监管限值，所有都给公众意愿相反的消息。实际在暗示，这种技术非常可怕，而监管制度应更严格。如果出现意外，后果将极为严重，也许无法应对，至少非常昂贵；做任何财务概念如电力“平准化”成本计算，相当地“虚假”。

回顾往事很明显，反核人士做得很好。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尽管各种事实只是游戏的一部分，符号和图像更强大。因此没有多大关系，他们很容易举出许多“事实”证明不正确。他们一直成功地利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影像，强调人类能源选择的范围。核工业虽已开始觉醒，但还有很长一段路……

至少在英国和美国，现在******普遍支持新核电站。这或许归因于核工业提供的“以事实为基础”的教育项目，但仔细检查“民调”显示，这种支持很脆弱。恐惧是潜伏的，而且能会很快再次变得明显可见。德国的形势可能确实不同，这是个与英国经济、社会、文化和******特征类似的国家，意味着不会费大力气引发强劲的“反弹”。

新核电项目怎样才“可行”，公众的恐慌是否最终会扼杀它？这样的项目只可能发生在非******国家？那儿的******能被压碎？即使在中国这类的国家，******开始在核方面发挥巨大作用[6]。中国紧邻日本，通常尊重日本技术能力，会激励出核能的计划重大反思。

恐惧在诸如铀矿开采、电厂安全、废物管理和核扩散等问题上，对公众反核******有重要影响。或许最终能说服人们，与化石燃料相比，核能对环境的影响确实微不足道。对核不利的最大问题或许会变为经济问题。核电机组建设变得越来越昂贵，融资风险也太大。无论如何，公众******与核经济之间有紧密的联系[6]。

如果人人“核恐惧”，监管机构就会坚持通过增强电厂设计，覆盖每个可以想象的风险。“最好”变成“好”的敌人。尽管所谓第三代核电站设计增高的成本或许会下降，如果建更多的核电厂，开发更多的国际供应链，增强它们的安全纯粹是理论上的。福岛事故后，堆心损毁频率估算值概念势必要废弃，因为人类安全与“黑天鹅事件”[7]更相关。

我们从航空业认识到这一点。商业航空早期，事故频繁，人们害怕飞行。但飞机设计的“可接受安全”有很高的维护和运行标准支持，大幅度削减了死亡或严重伤害的风险。仍然有设计技术的进步，但进一步减少事故，更有可能通过更好的运行标准来实现，使维修概率、飞行员或空中交通管制错误降到最低。黑天鹅事件仍然可能发生，但不会使大多数乘飞机的人“气馁”。

在现实中，核电行业的安全记录非常好，而且和航空业一样，以相似的速度改进。但核能作为一个特例，诸如福岛类的罕见事故，即使没有公众成员遭受辐射不利健康的危害，但却导致更严厉的监管要求。所以中国现在只批建第三代设计(本身没有严格定义，肯定不会一成不变)。如果他们想花钱改善核安全，肯定最好的选择是确保全体职工绝对坚持最高标准的核安全文化，或仔细考虑未来潜在的黑天鹅事件。同样，为降低社会的癌症水平，资源应该投在停止吸烟和上班族缺乏锻炼上，而不是对核电行业施加进一步要求。但恐惧“无孔不入”，因此核能变成了“特例”，决策不再考虑任何“逻辑”。

 前进的道路

核工业怎么改变？必须承认，事故还会发生，但后果可控。如果世界各地最终有几千而不是几百个核电站，不可避免，还会发生事故。这将涉及巨大的经济成本，但就其对人的健康和福祉的影响而言，不应该是灾难性的。某些事件可能包含某些“场外”放射性释放，因此当务之急是教育人们了解辐射的本质，也要改变当前的监管体制。人们需要理解，辐射是个纯自然现象，核辐射也不例外。人们也需了解阳光的紫外线辐射，以及通过核医学接受的辐射剂量。在监管制度内，对受照剂量及其风险，需要确立适当的“阈值”，明确建议何时可能必须“疏散”。这就要平衡地评估“疏散”可能给人类健康带来的损失。

令人意外的是，福岛事故以来，核工业对此几乎没有做什么改变。行业组织应该知道，智能网和新闻服务现在没有获得较好的公众认可，为何还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快速对策肯定行不通。关于辐射的长期国际教育运动是必要的，应当从学校开始，“开花结果”或许要20-30年。摆脱当前对可再生能源的“痴迷”，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相信气候变化会营救核工业，只是个幻觉[9]。在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核不断被边缘化；同样的情况，今年12月还会在巴黎发生。毫无疑问，善意的官僚会提出许多进一步的报告，诸如最近国际能源署（IEA）和OECD-NEA的核能路线图[10]，但它们的作品作为“反核祈祷书”更好些，所包含的本质上是个伴随负面问题的“打勾”清单。

主张尝试根本不同的反应堆设计（例如模块式小堆）或新颖的融资方法，也是一种核”救赎”。无论什么反应堆设计，辐射恐惧仍然存在，而且要承受沉重的筹资风险。

20-30年内广阔的“愿景”是，看上去核工业应有“不同”。模仿飞机制造业，最为理想的只有2–3个供应商，各提供一个或两个设计。这些仅视为基本但高效的发电“机器”。熟悉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每个都可安装在必要的容积内，并用一个国际供应链支持，以实现“规模经济”。设计可能看起来有点像今天的轻水堆，也可有所不同。核工业不是外交政策的工具，应当成为正常的产业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