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銤，中核集团公司快堆技术首席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视“事业高于一切”，50年坚守快堆，与团队一起成功研制了代表第四代核电技术的快中子反应堆，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快堆技术的国家。这50年来，快堆的发展起起落落，徐銤始终坚守，呕心沥血，无怨无悔，被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赞誉为“当代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徐銤1965年开始从事快堆研究。1971年，与快堆研究课题有关的科研人员举家从北京搬迁到四川夹江。由于当时快堆科研陷入了经费不足、方向不明确的窘境，研究人员一拨接着一拨离开，原本300余人的队伍在短短一年中只剩下100多人。就在很多人选择放弃的时候，在不断有待遇和条件更好的单位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他总是淡淡的一句话：“快堆我确实放不下。”徐銤不仅坚守着发展快堆的信念，还积极鼓励身边的同事不要放弃，继续研究。

为了更多了解快堆技术的进展情况，在夹江山沟里工作的徐銤每年至少出差20多次，坐着绿皮火车四处奔波，有时一坐就是30多个小时，而且还常常因为没有座位只能站着。由于频繁出差，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有一次外出归来，女儿仰着头看着他的脸，竟然怯怯地叫了一声“叔叔”。

1987年，“863”计划支持下，“快堆”项目开始了预先研究。徐銤从四川重回原子能院，他没有太多家当，而有关于快堆的资料却堆满了整个房间。经过多年研究分析，在徐銤心中，一幅宏伟的快堆发展“三步走”蓝图逐渐清晰：第一步，建实验快堆，打基础，目的是建立装置，掌握技术，培养人才，开展实验；第二步，建原型快堆或示范快堆电站，实现工业应用；第三步，建大型商用堆，实现商业化推广。

2000年，中国实验快堆工程浇下第一灌混凝土，这一年，徐銤63岁； 

2011年，快堆并网发电成功，这一年，徐銤74岁；

2014年，示范快堆研发立项，这一年，徐銤77岁。

他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历和见证了快堆发展的每一个重大节点，与大家分享着成功带来的欢欣和喜悦。紧张的工作是他最大的幸福，快堆技术的每一点进展是他最大的快乐，让国家掌握世界先进的快堆技术从而突破能源瓶颈是他最大的心愿。

你很难想象，一个多年从事科研工作，长年与数据、图纸打交道的老科学家，为了掌握、分析工程第一手资料，随时处理技术问题，每天不止一次在十几层的厂房爬上爬下，检查施工和安装进展情况。他的“005号”安全帽都布满了大大小小、坑坑洼洼的伤痕，几年来先后换了5顶。

你很难想象，在实验快堆运行调试期间，一个患有高血压、每天都靠药物维持血压正常的古稀老人，多次日以继夜坐镇现场，指挥调试和试验。在堆本体打压、堆容器加热和充钠、反应堆装载燃料、首次临界和首次发电试验这些需要连续运转的重要时刻，他和这个团队一起神采奕奕日夜鏖战。 

徐銤带领团队完成了国家的嘱托。建成了我国第一座快堆，形成了我国快堆的实验研究能力，建立实验装置40多台套；建设了我国第一个快堆设计和安全分析软件系统平台，开发软件程序近80个；建立了我国第一套快堆设计标准规范，制定安全设计准则36个，编制设计标准规范600余个；掌握了快堆设计技术，形成技术文件6000余册，技术报告2000余份，取得专利授权90多项，获得省部级成果奖50余项；形成了实验快堆规模的工程建设能力，实现了设备国产化率70％和自主建造、自主管理、自主运行。

工作中的徐銤执着追求，忘我奉献；生活的徐銤却是极为简朴、无欲无求的。在他的词典中，没有“享受”这个字眼。他常说，“国家已经给予我很多，我自己能办的事，就不要给国家添麻烦了。”他的家朴素得令人惊讶，70多平米的房子，没有装修，水泥地面，简单家具。在他家里一部电话有两个帐户，私用长途自己交费。他现在仍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上下班。在他眼里，这个虽然老旧但身体还够硬朗的“老伙计”早已超越了朋友的情谊。从1973年到现在，从四川到北京，他们不分冬夏寒暑，风里来，雨里去，共同走过了快堆发展的每一步。考虑到徐銤年纪大了，单位领导同事都劝他不要再骑车，他总是呵呵一笑：“骑车可以锻炼身体。我还骑得动车，说明我还干得动工作啊。” 而生活这样简朴的徐銤，却将自己获突出贡献奖的1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设立了快堆科技创新奖。在他心中，装着的全部都是快堆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