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来，核电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备受质疑。各国政府、核电业内人士的态度与民众、媒体及环保组织的声音针锋相对。核电的******危机背后，有生存与发展的矛盾，商业利益与******向背的纠结，也有专业系统与社会系统沟通梗塞的一场信任危机。

7级。最高级别。

4月12日，日本方面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等级再次提高。

与此同时，日本******更是一片混乱。当地媒体和民众对扩建核电站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起因是东京电力公司拟在福岛原址兴建7、8号两座反应堆。

国内的情况也并不乐观。记者注意到，在多家知名网站论坛上，不少民众对我国核电站的大规模建设颇多忧虑和惶恐。毕竟，中国在建核电站占全世界的比例高达40%。

事实上，对核电的具体认识，更多普通民众感到的，可能仍然是神秘和不可知。

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核电也工作几年了，遭遇最大的困难是你无法说服你遇到的普通百姓，让他相信核电是个安全环保的行业。”在中国核电论坛上，ID 为Frank的网友表达着自己的感受。

而当记者打开一些非专业论坛的帖子时发现，关于核电的态度却是180度的不同。

“强烈反对在XX建设核电站！”类似这样的声音远远盖过了那些支持者。

尤其是日本发生核泄漏事故后，虽然官方表示中国的核电站运行良好，但众多网友并不赞同在自己家乡上马核电站，表达着极大的忧虑。

现身处核电漩涡中的日本，经历与我们何曾相似。

日本是唯一遭受核武器危害的国家，日本民众对核的敏感，远超别国。正是这样的阴影，使得日本的核电发展也曾是一波三折。

上世纪60年代，东京电力公司决定开发大型的商用核电站，选址东京附近。计划甫一公布，就引来强烈反对，最终不得以改址在经济落后的福岛县。

逐渐地，日本民众对核电建设的反对声越来越小。这源于他们对这项技术的了解和信任，当然更是获得经济实惠后的应有反应。

不过，经历了这次灾难，日本民众或许将重新审视自己脚下的这片特殊土地——到处是地震带，留给核电的空间真的不多。

而在中国，核电的公众参与度并不强。

“不要说是普通百姓，就是我们刚签核电的很多同学，一开始都有这方面的顾虑，我想这应该归结于对于大众来说，核电是比较神秘的行业吧。”Frank在帖子中称。

其实，业内人士常常用“坐飞机”来比喻核电，用“坐汽车”来指代煤电：飞机的出事故的概率远低于汽车。换句话说，每千瓦核电的事故发生率，比煤电要低得多。并且，只要电站一切正常，核电运行起来似乎更清洁——没有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等的排放。

不过，从心理层面来讲，人们坐飞机时远比坐汽车更为紧张，对于核电亦然。毕竟煤炭、矿井看得见、摸得着，而对核电则知之甚少，公众为数不多的概念还多来自于画册和电视上的核爆炸、蘑菇云。

换句话说，普通公众和核电从业人员绝没有平等沟通的内在条件。专业人士具有较高科学素养，并且天天和核电打交道；而普通公众感受到的，更多是由神秘和不可知带来的心理恐惧。

事实上，即使撇开普通民众不谈，不同的声音也在其他层面发出，只是专家的声音更为理性和客观。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就不赞同国内相关人士的乐观态度。他认为，仅从国内现有的技术和自然条件去论述中国核电比日本安全，没有说服力。核安全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一旦发生核泄漏，绝不仅仅是死亡人数的问题，而是影响多少年的问题。

不仅如此，和国际上对核安全不断改进一样，国内对安全的认识也是要逐步演进的。

事故成为契机

“不管你说的通俗还是专业，到最后他仍摇着头，还是要对你列举一些他听来的所谓事实：自从核电来了后，得怪病的多了啊，今年的大白菜都得病了啊，每年的气候也越来越怪啊等等，都是些让你哭笑不得的流言。”面对这样的回应，Frank在帖子中显得非常无奈。

Frank帖子发表的时间是在日本核泄漏事故之前。而在事故发生后，虽然很多地方发生了“抢盐”事件，但随着人们逐渐冷静，很多论坛关于核电的讨论便完成了“升级”。

“地震带”、“核废料处置”、“第三代核电”等专业性的话题逐渐成为热点。

虽然大部分人仍持反对意见，但部分民众们已经认可了在未发生事故的状态下，核电本身更清洁和安全的观点。

不仅如此，核电企业也在和民众沟通上有了进一步的动作。

以中核集团为例，虽然屡有下属单位核科普和核演习的新闻见诸报端，但在该集团2009年1月12日首次对外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并未重点提到核科普。

然而，在日本核泄漏事故发生后，中核集团和公众的主动沟通意识明显加强。这家集团新闻中心副主任李桃告诉《科学时报》记者，中核集团最近将启动一系列大规模的核电科普活动。

此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高级工程师张凭认为，福岛事故对日本是坏事，但从核电发展角度来看，可能却是好事。

确实，这起事故可以使决策各方更理性地倾听不同的意见，提高公众的认知水平和参与意识。

李德平，中国科学院院士，核工业辐射防护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他在评论国务院核电发展“新规”时表示，遇到重大问题，首先是停止发新的许可证。之后仔细地检查现有的情况，再制定下一步的规划。这是负责任的做法。

更有经验的日本，同样也多次利用事故发生节点，加强与公众的沟通。

1999年9月30日，日本东海镇燃料后处理公司发生核泄漏，造成两人死亡。使得核能的公众支持率从81.9%猛降到32.2%。

针对这起事故，日本政府并未放弃，而是不断加强沟通力度。电力公司更是在民众公关上做得细致入微，甚至网站上都有各个机组运行的实时展现。

多次参观过日本核电站的国家原子能研究院副院长刘森林曾向媒体记者讲述了他的经历。

在他眼中，日本核电站的接待人员训练有素，针对专业人员有一套介绍词，针对普通民众又有另一套通俗易懂的介绍。为了展示核能的安全可靠，有时公司领导甚至还会带着访客亲自品尝电站附近海域的海鲜。

不易被接受的背后

日本的核泄漏事件让中美两国都开始疯狂抢“碘”。

专家们理性的忠告，短期内并未被公众所接受。

而处于风口浪尖的核电，也未能幸免。虽然专家们强调，在注重安全的前提下，不能够因噎废食；但公众却往往并不买账。

在尚不明朗的风险面前，科学、理性的语言并不足以消除恐惧和压力下民众的心理诉求。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人性使然，不过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各方的沟通理念和方式出了问题。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杨舰就一语中的：对于核安全问题，公众立场尤为重要。

他表示，在日本的核事故发生后，一开始仍然是东京电力出面应对，但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此法行不通。于是政府出面，把权力接管过来，也聘请了专家。

但此时了解情况的日本学者提出，让长期为企业说话的人出面来代表公众的利益，并不能得到信任。

无独有偶。面对事故，我国发出的各种声音似乎也并没有放下身段，去从公众的角度出发。

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科学家更喜欢埋头做自己的事情，而并不愿意尝试和公众对等的交流。

“由于种种原因，老百姓对涉核行业并不理解。这时候你去讲一些事情讲不清楚，反而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毁了一个行业。”一位行业内专家如此表示。

然而，如果平时普及不够，一旦事故发生时再站出来进行科学分析，亡羊补牢的语言往往显得苍白，甚至会引起公众的反感。

“虽然目前情况在不断好转，但是涉核的科学普及仍亟待加强。”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辐射环境研究所所长顾志杰告诉本报记者。

不仅如此，在公众眼中，专家们的公信力也常常受到挑战。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副教授田松则提出了“科学共同体在当今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的看法。

他举例说：如果专家要打一个核电评估报告，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强调核电的必要性、安全和清洁；另一种则是论证核电的不安全性、不清洁及危险。那么，在国家大力发展核电的背景下，这两个报告将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或者个人的地位获得大幅度提升，或者导致报告者被边缘化。

专家如何取舍，不言自明。

而日本的情况则灵活得多。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森康晃就常常去地方座谈，介绍日本利用核电的安全性和必要性，并且当场回答人们提出的各种质疑。

为了消除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附近居民的疑虑，他曾邀请当地人用核电站排出的温水养殖鳗鱼。森康晃希望用畅游的鳗鱼来向人们表明，核电站是安全的。

天灾人祸的日本核泄漏值得核电总结和反思，但他们和民众的沟通经验，却是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的。

沟通机制如何建立

“如果有一天，当更多的环保人士和热心公众都来关注核电的时候，中国核电到底该怎么和公众沟通？”Frank帖子中曾透露出的忧虑在今天变为了现实。

还是来看看日本。据杨舰介绍，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一个叫做“日本科学者会议”的科学家组织很快就站出来，要求政府首先迅速、毫无保留地向专家们公开反映事故现状的原始数据。

也就是说，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赢得公众信任的前提，更是良好沟通的基础。

这些要求，其实早在日本1955年通过的《原子能基本法》中，就作为三条原则被确立——******的方法、独立的管理与保持透明。

而在立法准备的27年后，中国自己的原子能法有望在2011年底制定出相对成熟的文本。

“虽然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多的国务院规章、部门条例等法律法规，但中国缺少一个顶层的法律。目前我们有的只是子法，缺少原子能法这样的一个母法。”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研究开发部副主任、原子能立法研究课题组组长郑玉辉坦言。

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愿意与公众积极沟通的信号。毕竟，没有规矩，无法成方圆。

“从应急能力来看，我们水平并不次于别人。”顾志杰所评价的，正是代号为神盾-2009的首次国家级核应急联合演习。这次由国家、江苏省、中核集团******联动的大演习，于2009年11月10日在田湾核电站举行，包括少量公众在内的2000多人如期参加。

不过，这次演习公众的参与度并不很高。它或许只能供专业人士从中得到经验，但给普通民众留下的，可能仍是神秘。

或许，除了政府作为之外，核电企业也绝不能仅仅从保证核电自身安全来考虑问题，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仍是他们所肩负的重要社会责任。

可喜的是，事情总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3月31日，中广核集团在微博上发布消息，称公众可以提前预约免费参观大亚湾核电站。中广核有关负责人表示，公众可以在外围远观核电站，但核电基地内核电站厂房都不能参观。

此举有助于公众对核电的“去神秘化”。不过，该集团目前只接待团体游客，另外如果需要讲解，每位游客不得不支付30元的讲解费。

而在中核集团的网站上，企业社会责任更是被放在了醒目的栏区位置。在该目录之下，还新增了每日“中核集团运行核电站周围环境空气吸收剂量率”。记者注意到，这份报告的开始日期是3月28日，日本核泄漏发生后的第17天。

然而，这样的沟通仅代表着一个层面。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专家组研究员戴凤秀更注重的是对国民防患意识的强化。

她认为对防核泄漏知识的普及非常必要。必须把防灾教育摆到一定位置上，重视社会性整体素质教育。一旦遇到灾害，才能做到人心不慌，社会不乱。而这次日本大地震，正是由于防震灾教育到位，使得日本人的防范理念和心理准备较好，避免了社会混乱。

换句话就是，“常怀忧患事业兴，************患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