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我刚坐下来准备写圆桌讨论的最后一篇文章时，收到了一则交通事故的新闻：孟买-普纳高速公路这条连接印度大城市的交通枢纽上，一辆巴士与另外两车相撞，造成17人身亡。据6月6日的《印度时报》报导，自2014年起，该路段上已有285人丧生。尽管如此，此高速公路并未被封闭。

2013年，160万中国人和140万印度人死于由空气污染造成的疾病。这种致死的污染来自烹饪和供暖用的燃烧的木头、粪便和秸秆，发电用的燃煤与汽车尾气。世卫组织确立的空气质量指导方针规定，每天悬浮微粒浓度平均值不应超过每立方米25微克。尽管如此，尚未有任何国家禁止为了烹饪、供暖或交通等用途而燃烧燃料的行为。

本人列举这些数据，并不是为了把核能发电的危险轻描淡写，而是为了进一步看清问题。使用核技术确实会带来一系列危险，但是在亚洲任何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城市步行穿过一条繁忙的街道也很危险。其实无论在哪里，人们都是一边进行着日常工作生活，一边冒着风险，小心翼翼，时刻准备着。

个人处境。我的同事Steven Starr问道，为什么应当“继续让反应堆生产大量的对于人类来说”将永久存在的“核毒物”呢？Starr认为这才是核电的关键问题。但是我不禁要问：既然核能发电不排放任何有害气体，我今天为什么还不得不呼吸肮脏能源排放出的有毒气体呢？

这让我联想到了Sonja Schmid所说的人们风险认知的差异。我认为，一个人的观点取决于此人当时的生活处境。对于我的家乡而言，持续不间断的供电仍然只是个梦想。在那里，由于医院没有稳定持续的电源，生命保障系统有时无法正常工作，导致病人死亡。我会将这种现象考虑到我的风险计算中。我认为此风险比核事故的风险还要大。更何况假若核系统的操作符合最优安全流程，本不应当有任何核事故发生。

Starr说废料管理是核电领域一大尚未解决的问题，对此本人完全同意。但是世界上许多地区都在不断进行废料处理的研发工作。印度在国际原子能机构2014年9月的大会上宣布了一项重要进展——对塔拉普尔巴巴原子研究中心的錒分离展示设施的试运行。原子能委员会当时的主席Ratan Kumar Sinha说，该设施能够把“少量錒系元素从高层废料”中分离出来，这一过程可能会把放射性废料的寿命“从1000年左右减少到大约300年。”分离作用同时减少了需要长期储存的高层废料。此外，“已经研发并展示了一种能移除具有强辐射作用的铯-137的技术，该技术还能将铯-137转换为能够用于血液辐照仪以及其他类似的低辐射应用的（一种形态）。”我一直对人类的独创性充满信心，坚信一定能找到在今天看来十分棘手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本人提出核设施应当与公众携手，增强公众对核电的信任。如Sonja Schmid所述，核设施建立了公众信任，不等于同时就得到了“代表公众做决定的全权委托。”更进一步说，核设施与公众之间的合作是双向的：当一个知情、严格的公众仔细检查监督核产业时，核安全和应急准备工作也会相应得到加强。

作者简介：

Manpreet Sethi是新德里空中力量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担任核安全项目的负责人。著有《外太空行为准则：印度之战略》和《核战略：印度通往确实有效的核威慑之路》；并为《核能：后福岛时代》担任编辑。于1997年获得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学院国际关系博士学位。曾荣获久负盛名的苏布拉马尼亚姆战略研究杰出奖。